“三季度經濟金融運行穩中向好的趨勢更加明顯,在不少方面超出了預期。人們對這一判斷的認識基本是一致的。但對如何鞏固和發展這一態勢的意見,則不完全相同。例如在貨幣政策方面,有人認為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和一系列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大力整治市場秩序、開展金融風險排查等措施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政策取向應當堅持;也有人認為,目前貨幣供應總量是不足的,廣義貨幣量(M2)增速偏低,企業融資難現象依然不少,貨幣政策需要進一步放松才能實現宏觀經濟形勢的繼續向好,希望能夠進一步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繼續擴大信貸投放等。”談到當前貨幣政策支持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情況,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分享了他所了解到的兩大業界觀點,而他對此的觀點則是,當前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不宜改變。

提出這一觀點,楊凱生有三大主要理由。

第一,現階段實體經濟的運行情況表明,其所獲得的融資總量并不少。楊凱生表示,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7%,增速比上年同期快了0.7個百分點。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已連續12個月保持在51%以上,9月份達到52.4%的五年新高,尤其是裝備制造業和高新技術制造業的PMI,更是分別達到了53.3%和52.9%,這是反映經濟運行情況的重要先行指標。此外,三季度的進出口數據也好于預期。這些數據表明,金融對實體經濟運行的支撐力度已基本滿足了需求,“大水漫灌”式貨幣政策并不可取。

第二,不能簡單以M2增速高低來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在楊凱生看來,截至9月末,M2同比增速為9.2%,似乎偏低,但這種感覺來自對我國連續多年M2保持兩位數增長的慣性思維,如果將M2增速9.2%與目前的GDP增速、物價指數CPI增速之和相比,則并不低。還應注意到,截至9月末,社會融資總量同比增長了13%,這是近兩年的相對高位;而9月末貸款增長13.1%,增速也不低。而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速、信貸投放的增速與M2增速在一定程度發生偏離,所提示的是M2以及社會融資總量統計指標的設計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完善,并不能簡單說明貨幣政策亟待放松。

第三,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要完成去杠桿任務,要求當前貨幣政策必須堅持穩健中性。楊凱生強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項重要任務之一,去杠桿仍然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推進的工作。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都提出,要把降低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據有關部門對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統計,今年8月底,央企資產負債率為68.2%,盡管比年初略有下降,但同比仍上升了0.3個百分點。還有數據顯示,8月末央企總資產增加9.5%,總負債卻增加了9.9%,所有者權益增加了8.9%。數據表明,要實現去杠桿的目標,任務還很艱巨,而支持企業的經營發展也不能簡單地再靠壘加貸款和增加負債。”楊凱生表示。

中國經濟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情況成績單發布,從數據來看好于預期。有聲音稱中國經濟即將進入一個增速更快的新周期。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白重恩認為,從投資的角度分析,說中國經濟增速會加快還為時尚早。

白重恩指出,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構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原因在于無論是投資還是投資的增長都過度依賴于基礎設施的投資。如今年1-9月份固定資產增速7.5%,但是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高達19.8%。“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由政府主導,投資動機在一定程度上是保增長,對效率的考慮還不夠充分。雖然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來評估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但因為基礎設施投資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密切相關,所以我們通過融資平臺的資產負債表以及其他相關研究總的分析來看,基礎設施總體投資效率也是在不斷下降,投資回報效率也是在不斷下降。”白重恩說。而隨著投資效率的不斷下降,會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債務風險。“因為基礎設施投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種各樣的債務,如果我們投資回報率一直在降,但債務成本還是比較高,那么未來就會帶來一定的風險,這要引起我們的警惕。”白重恩強調。

此外,對于有聲音稱未來一段時間經濟增速會加快的原因在于供給出清,證據是價格上漲了。對此,白重恩也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是在上漲沒有出現通縮。但從分類來看,CPI同比上漲主要來自于醫療保健、教育文化與娛樂、居住類等服務行業價格的上漲,而這些行業除了居住類以外,本來就沒有產能過剩的問題,因此說之前因為產能過剩投資增長慢,現在供給出清了投資增長會更快,不具備可靠依據。此外,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雖然上漲較快,但其中的生活資料出廠價格只上漲了0.7%,從這個角度看,生活資料的供給也并沒有很明顯的出清跡象。上漲較快的是生產資料的出廠價格,特別是采掘和原材料兩個行業,價格分別上漲了24.2%和12.2%。這兩個行業過去的產能過剩比較嚴重,其產能利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我們要警惕這兩個行業再次過快擴張產能,造成新一輪的產能過剩。”

而提到投資,民間投資情況也需要關注。從數據來看,今年民間投資增長速度確實比去年有所加快,但是今年的第三季度,民間投資的增速已經比前兩個季度增速減慢了。白重恩指出,其中一個細節值得關注,民間投資的增長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公共設施管理業,占民間投資增長量15%左右,這部分和基礎設施投資相關,這可能來自于PPP;另外增長的第二大來源是農林牧副漁業,而這個行業也是和政策有很大的關系,也不是市場導向,所以投資的效率也值得商榷。

因此盡管投資增速了,但正如白重恩所說,諸多細節分析說明中國經濟還沒有進入增速更快的新周期。而為了進一步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提高投資效率,他建議政府一方面要保持定力,保持政策的穩定性,穩定民間投資的預期;另一方面需采取措施,促進創新創業以及更好地吸引外資,以便使投資效率得到提高。

“農民工是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到多渠道促進農民工就業創業,要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業型的勞動大軍,這將標志著農民工走向技能型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楊志明這樣表示。

楊志明長期關注農民工就業創業問題,在他看來,經濟轉型不僅要看到設備、技術、管理提升,更重要的是看到勞動者素質的提升,尤其是農民工技能的提升。據其介紹,今年前三季度新增農民工總量增長、增幅下降、布局也有新變化。從中可以看出,經濟增速穩中有進,但總體放緩對農民工就業總量仍存壓力,就業、招工兩難的結構性矛盾仍然處于常態化。從2010年新增農民工達到峰值1245萬人之后,增速在逐年下降,今年前三季度增加了320萬,增幅僅為1.8%,東部地區基本上沒有增長,東北地區負增長,中西部地區增加較多。可以看出,農民工已不是取之不盡的“蓄水池”,正從無限供給走向有限供給,而實際的技工招工難問題,也折射出我國技能培訓不足的短板。

“前三季度,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長7%,達到3459元,事實上,從‘十二五’中期開始,農民工收入增長就從兩位數下降到了個位數,農民工收入隨著勞動生產率提高進入穩步增長階段,與產業升級、企業轉型基本上是同步的。同時,我們更要看到,一批新生代農民工快速投入到快遞、送外賣和家庭服務業的新業態,今年新增人數都在百萬以上。而在我們的精準扶貧調研中,發現‘79’現象突出,也就是貧困地區青壯勞動力70%是出來打工的,而在這些人中,90%干的是苦臟累的活。因此,精準脫貧短期靠打工,中期靠產業,長期靠教育,我認為,現在到了大幅度增加農民工技能培訓補貼時候了。唯有這樣,才能使勞務輸出由體力型轉向技能型,使我們脫貧走入技能脫貧的時代。”楊志明這樣說。

另據其介紹,目前“五有”返鄉創業的農民工發展得比較快,這些人在城里打工過程中學到了技術、攢到了資金、有營銷渠道、有創業意識和對農村的情懷,這批人成為了“新城歸”,他們正在破解中西部邊遠地區難留得住勞動力的難題,也有力地改變著縣域經濟發展長期靠引入大企業、大項目的單一路徑,有望快速發展一批有生機和活力的中小企業。還有一批肯于學技術的農民工成長為新工匠。這些均反映出農民工市場經濟特質與國家經濟轉型取向是基本吻合的,農民工在經濟新常態下,勇于迎難而上,主動適應變化。現在,需要我們做的是對其精準施策,讓他們發揮優勢,釋放新能量,成為經濟轉型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寶貴人力資源。

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7年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增速達到6.9%,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達到6.8%。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表示,中國經濟增長態勢是短期回穩與中長期繼續趨勢性放慢交織。中國經濟現在是短期回穩,回穩就是很小幅度的波動,不會再往下掉,也不會很高。在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下,中國經濟的短期回穩是很難得的,同時還要注意維持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培育提質增效的可持續動力,特別是市場化和法治化的動力一定要增強。

談到短期回穩的原因,盧中原表示,很重要的原因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所帶來的正效應。但他也指出,在正效應發揮的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負效應。如去杠桿和降成本,這兩個可能會發生矛盾。因為去杠桿需要控制銀行放貸,那么企業就需要從別的地方求貸,融資成本就會升高,這與降成本、降企業負債率就會發生一定的矛盾。此外,去庫存的宏觀環境和企業補庫存周期之間也存在矛盾,可能影響企業增加庫存、擴大生產的意愿;去產能、嚴格執行環保標準等也會影響工業增速,中小企業受到影響更大。

“需要注意,中國經濟中長期趨勢性放慢大勢不會變,短期回穩雖然有結構性改革的正效應推動,但同時也受到一定的負效應制約。從對增長速度的影響來說,負效應體現的比較快,短期內就會使需求緊縮和速度放慢,因此我們必須及時消化它,要有客觀冷靜的定力,才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不迷失方向。”盧中原強調。

從國內國際的環境分析來看,中國經濟實現短期回穩實屬不易。盧中原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回穩是非常好的,但同時也要注重增長的質量。“我們在很多方面已經比過去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不過在單位GDP能耗等方面還不盡如人意。我們是否可以設計一種激勵機制,不再著眼于被動的補助,比方說不再強調砍掉多少落后產能,我給你多少困難補助,而是誰主動調結構,我們就給予財政獎勵,也許有了這種激勵機制,就可以增加地方和企業持續壓縮高能耗、高排放產能的動力。”盧中原建議。

“總之,從國內和國際的分析看,我們短期回穩是很難得的,但是要注意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在數字變化的背后,一定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經濟增長質量的持續性上,哪些因素影響了經濟增長提質的可持續性,我們就在哪兒下功夫。”盧中原最后說。

“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已經開始由新入常,新就是從高速增長開始下臺階,但不能一降再降,必須完成探底企穩。如果能夠在企穩的平臺上實現我們的核心追求,實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那么這種平臺保持運行的時間段越長越好,這就是我們追求的常態了。”對于中國經濟新常態,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研所原所長賈康給出了這樣的理解。

從2015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已經連續9個季度處于6.7%到6.9%的運行平臺狀態。在賈康看來,這個平臺已經開始中期化。“我們所謂的探底其實已經探得很清楚,經濟態勢是一段時間不再繼續往下走。而我理解的企穩是必須進一步凝聚共識,消除地方層面、企業層面對于經濟繼續下行的焦慮和恐慌,形成這種基本的預期共識后會進一步引導分散的企業主體行為對接真正的企穩。”

“而2017年則是有可能看到這種短期前景的一年,抓住這個機遇非常必要。”賈康判斷說。基本原因在于在這個變化過程中經濟結構得到了優化,很多指標也都表明經濟結構調整是在我們意愿的軌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就業等方面。但賈康也指出,中國經濟在取得一定成績的同時還有很多不確定性、風險因素和隱患存在,但這也正是中國經濟在由新入常迎來機遇期時所要面對的檢驗期。

在這樣一個重要時期,賈康認為還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優化結構的過程中應以經濟手段為主,一定要堅持以市場優勝劣汰為主。“去產能最關鍵的是去落后產能,而不是表面宣傳上說的過剩產能;同時在去產能的過程中不能簡單地靠行政手段來完成去產能任務。”

二是應進一步注重利用中國有效投資的空間。如目前我國至少有幾十個城市的中心區域需要軌道交通網建設,應盡快做好規劃高水平地建設起來;此外還有停車位的建設等,這些都是有效投資潛力空間的具體體現。

三是應進一步貫徹中央精神,鼓勵創新,尊重客觀規律,處理好“發展中規范”和“規范中發展”的權衡關系。這方面有很多的例證,如微信。同時如何掌握好中國的后發優勢,尊重科研規律進一步調動政產學研結合中一線創新者的積極性,建議在政策上盡快落實到細則上。

四是繼續給企業吃好定心丸。建議中央在政策方面能夠進一步落實到一些具體措施上,如糾正侵犯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應可以得到實質性的落實推進;同時有效地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實現共贏式發展。

五是做好房地產業領域的基礎性制度建設,以便打造長效機制。這方面有很多的要領,包括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稅收制度等,這些都需要繼續貫徹中央精神盡快落實,房地產稅應真正加快立法。

六是實現減稅讓利、降低企業負擔的改革要把握好全景圖。除了減稅這個概念,我們企業負擔中的各種收費、制度性成本都要以配套改革來破解,因為對于中國很多企業來說,已不是光減稅就能夠真正解決企業負擔的問題了,還需要以配套改革攻堅克難。

“對經濟的總體判斷,要從經濟增長、就業情況、物價水平以及國際收支四大指標來加以把握。從中國經濟的中長期走勢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與過去二三十年高速增長相比,速度會呈現有所回落的狀態,但是這個回落不是被動回落,回落的過程應當是中國經濟由量的增長到質的提高過程,我們的任務是要保持這種態勢轉變處于平穩狀態,穩是基礎,穩是前提,穩至關重要。”談及中國經濟前三季度的經濟運行情況,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如是說。

從中國經濟增長來看,姚景源主張不是僅僅看6.9%這個數據本身,而是要看到目前中國經濟穩的基礎更加扎實,這一點十分重要。對于中國經濟發展來說,需要實現由粗放到集約這一轉變,但由于這個過程很長,因此我們沒有必要追求大干快上,追求高速度,而是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宏觀經濟指標是就業。“我國的就業壓力很大,但在今年前三季度實現了全年新增就業目標的99.7%,非常不容易。除了就業,物價和國際收支情況兩大指標也都好于預期。因此,從宏觀經濟四大指標來看都呈現出了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總體判斷。”姚景源表示。

如果要對中國經濟情況做進一步分析并實現持續保持這種局面,姚景源建議可以對以下幾個數據做進一步的分析:首先是CPI當中服務類價格。CPI增長幅度是1.5%,低于年初設定3%的控制目標,物價總水平低位平穩是宏觀經濟向好的重要標志。但姚景源認為我們不應在物價總水平低位下忽視CPI的結構問題,即CPI中服務類價格上漲幅度過大,已超過總水平一倍以上,我們要高度關注、研究和解決服務類價格上漲幅度。

另外是PPI價格,PPI價格曾連續54個月負增長,現在9月份同比上漲6.9%。一方面6.9%說明經濟回升,說明市場需求在擴大。但從細分來看會發現PPI上漲主要集中在上游產業,特別是原材料領域,這就會增加下游實體企業的成本,因此要注重分析PPI的結構。

新開工項目問題也需要關注。新開工項目半年以后就會變成在建項目。在建項目對經濟拉動將起到實打實的作用,但從有關數據來看9月份新開工項目增長只有2.4%,這意味著半年以后整個新開工項目的投資對經濟增長拉動力是要減弱的。我們有必要研究新開工項目處在低位的現象。

此外還有民間投資。現在民間投資的增速是6.0%,無論是同上半年相比還是與去年同期相比都在回落。要穩定民間投資靠兩條:穩定經濟政策;要有重大改革措施落地。建議加大調研力度,了解民營企業家的真實心聲促改革落地;最后我們還要注重投資結構,關注制造業投資,這樣就和我們振興實體經濟、優化結構、增加中高端供給相吻合了。

“所以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今年以來的成就來之不易;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還存在著一些短板,力求在補好短板上扎扎實實下大力氣,使中國經濟發展形勢進一步穩中有進、穩中向好。”姚景源最后說。

“我們已經走到新一輪經濟上升期的關口。”為了證明這一觀點,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帶來了一組數據:從去年四季度開始,PPI數據持續好轉;PMI連續數月超過“榮枯線”,企業盈利狀況持續改善;全球經濟的復蘇,外部需求也上來了。

新一輪周期到來,中國經濟應該注意什么?對此姚洋表示,比起投資拉動,我們應更加關注需求的活躍度:“前三季度我們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物價指數,同比增長7.5%,但我們的消費扣除物價指數之后,同比只增長5.9%,也就是說,居民的儲蓄又開始新一輪上升,而要推動國內消費增長,關鍵一點是要滿足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

姚洋同時提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應加緊推進:“2017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國企混改是今年的重點任務之一,現在正在推進。推進的難點之一是國有企業債務處置問題,我個人認為,應持續推動債轉股,在上一輪的國企改革中,債轉股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現在看來,這樣做是正確的。”姚洋提到,從平均意義上說,國有企業是我國技術與科技實力最為雄厚的一個群體,其短板存在于管理方面,如果能引進民間資本,提升國有企業的管理能力,則可以做到“一箭三雕”,即釋放國有企業的技術能力、人才儲備能力和盤活民間投資。另外,債轉股也將幫助國企有效去杠桿,讓企業輕裝上陣,迎接新一輪景氣周期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