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達山佐倉接著又說福州女子“耳環如輪”：

婦女施耳環，闔鄉皆然，而閩婦所著耳環，最偉大可驚，環以銀制之，形如桶輪，頭上帶劍，耳朵亦施此物，其任重矣。

關于這一點，清人有詩曰：“大耳環垂一滴金，四時裙服總元青，蛇頭簪插田螺髻，鄉下妝成別樣形。”根據晚近的調查，福州郊縣農婦發飾上，都有雪白銀簪三條，俗呼“三條簪”，大約寸余，長六七寸，插諸髻中，或仍滿插小簪以示點綴。因其形似刀，中插一支，左右各一支，又叫“三把刀”。民國以后，一些鄉紳認為此種妝束極為丑陋，遂公議禁止而普遍革除。

對于此類的妝束，現代著名文學家郁達夫在《飲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就指出：“還有現在東門外、北門外的許多工女農婦，頭上仍帶著三把銀刀似的簪為發飾，俗稱他們作三把刀。據說猶是當時的遺制。因為她們的父親丈夫兒子，都被外來的征服者殺了；她們誓死不肯從敵，故而時時帶著三把刀在身邊，預備復仇。”郁氏在文中所描摹的，顯然源自福州人的傳說——此地在春秋戰國時期原是無諸故地，及至唐朝大兵入境，將福建男子殺盡，只留下女子婚配單身士兵，故福州人稱丈夫為“唐晡人”，而“三把刀”則是心懷怨懟的蠻族婦女用以復仇的武器。

對此，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在其《故鄉的風采》中也寫道：“我也見到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農村婦女，覺得天下沒有一個國家的農村婦女能和我故鄉的‘三條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敢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遠了！”

而在晚清，這顯然也引起許多西方人的興趣。二十世紀初美國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蓋洛（William Edgar Geil）在其所著《中國十八省府》的福州篇中，專門插了數張“福州附近山上的拜狗族土著”、“拜狗族土著的頭飾”和“福州的婦女”的照片和圖片，反映的也是此類發飾。當然，蓋諾筆下的所謂拜狗族，指的其實是市郊山中的畬族。而稍早出身于哈佛大學的杜德維，則顯然是尋找四鄉各不相同的妝束，作類似于人類學的影像記錄。

在“Views in China”（中國風景）影集中，有關福州的第二張照片題作“Southern suburb of Foochow on fire： View from European side of R.Min。 ”，是1876年11月12日所攝，杜德維從倉前山的歐洲人聚居區遠眺，隔著臺江，但見福州城郊大火熊熊，煙霧彌漫。此一圖片，對研究福州城市的災害，具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關于福州的火災，與杜德維差相同時的美部會（American Board Mission）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曾指出：福州府城包圍在城墻之內，出了七個高大的城門就是郊區。南門外的郊區約有六公里廣闊，當地人稱為南臺。“外國僑民基本上都住閩江南岸的江濱小山坡上。站在山頭眺望，東面遠處屹立著鼓山，江水從山腳下蜿蜒而過，江面上舢板漁船風帆點點。朝北眺望，福州市區盡收眼底……”日本人達山佐倉也指出：“各國領事館在丘垅之上，勢高而望闊。”想來，杜德維就是在此遠望福州城南郊的火災，拍下了上述的照片。

在明清時代，火災不僅是福州城市影響最為深遠的自然災害，而且也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近人林步瀛曾指出：“吾閩省會之地，負郭而居者常接屋而連扉，及其不虞于火也，則每數十家、數百家附麗而相隨。”在這種背景下，火災一向令人聞風色變。清代琉球官話課本《學官話》中就提到：

把燈吹滅了睡，如今秋天的時候，那東西都是干燥的，火燭要小心。上床的時節，就把火吹滅睡，也是放心的。

講得極是，那前日南臺尚書廟那里，一連燒了兩三遭，多因是他們火燭不小心才會誤事了。

講起那火燒房，那些人好可憐，家里的東西，給人搶去的搶去，給火燒去的燒吊［掉］，到第二天來，一條草都沒有了，吃也沒得吃，穿也沒得穿，住也沒得住，那大男小女攏做一堆，在那露天地里，啼啼哭哭，我看起來，真真替他心痠，眼淚就要淌出來，實在傷心。

那火燒房，是最凄慘的，何消說，所以火燭小心要緊。

此處提及秋天時節應當小心火燭，這是因為受副熱帶高氣壓的控制，在秋天，福州的焚風效應極為明顯，民間遂有“秋季火帝出動”的傳說。南臺尚書廟一帶，也就是現在的上、下杭一帶，在傳統時代是著名的商業區，房屋、店鋪鱗次櫛比，極易發生火災。一旦發生火災，隔岸的倉前山確實可以稱得上是“洞若觀火”。

對話中提及由火災引發的社會問題——福州人俗稱的“火劫”，即乘著火災混亂時的搶劫行為。此類的“火劫”，早在明代就相當嚴重，萬歷時人謝肇淛在其所著《五雜組》中，即曾提及火患時“惡少無賴利于劫掠”。而琉球官話課本，則更細致地描述了“火劫”之余的慘況。“蜀［一］條草”是福州人非常形象的比喻，“一條草都沒有了”，形容火災劫余赤貧如洗的窘狀。關于這一點，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亦曾指出：

福州人很有理由怕火災，他們的木頭房子容易被點燃，而且一旦發生火災，就有很多流氓趕來火場搶奪財物。除非失火的人家有許多親友在現場苦苦守著，否則衣物、家具以及任何有點兒價值的東西都會被這些趁火打劫的“火鷂”搶走。

在福州，除了外國人聚居的倉山和作為商業區的南臺之外，城內則是省會所在地，于山、烏石山、屏山三山鼎立，其中，又以烏山上的烏塔為制高點。對此，福建巡撫丁日昌曾說：“福建省城內烏石山為第一名勝，可以俯瞰全省形勢。”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國領事翻譯官租下了烏石山道山觀。過了五年，兩位英國圣公會傳教士前來福州，他們在翻譯官金執爾（W.R.Gingell）的幫助下，租得烏石山神光寺住屋兩間。其時，正在老家養病的林則徐聞知此事，立即聯合地方士紳，上書福州官府，強烈要求驅逐英國人。在福州紳民看來，神光寺為當地生童會課讀書之地，外人不得租住，他們嚴詞勒令兩位傳教士退租。在朝野的強大壓力下，傳教士無奈之余，只得搬至金執爾租住的道山觀內。同治五年（1866年），圣公會傳教士胡約翰（John Richard Wolfe）到達榕城后，向道山觀董事續訂租契，租借了包括文昌宮在內的大片房產。此后，山上教堂洋樓日漸增多，有不少名勝皆為教士所占。在民意的激烈反彈下，官府只得與英國領事交涉，要求烏石山上的教堂悉數撤移至城外。不過，在山上的傳教士食髓知味，他們不僅不愿換地，而且還在肆無忌憚地繼續擴張。為此，光緒四年（1878年）爆發了著名的“烏石山教案”，神學書院被拆毀、焚燒。此后，英國人被迫遷出了烏石山道山觀樓房。不過，在此之前，不少外國人都到過烏石山上，從那里俯視福州城的全貌，杜德維自然亦不例外。

上圖是杜德維從烏山之巔拍攝的照片（Inside city of Foochow，Wushih Shan， i.e。 Black Rock Hill， in foreground），頗為動人心魄。從畫面上看，遠遠可見于山之上的白塔，以及其下的孔廟，近前閩式聚落獨特的馬頭墻高低錯落，……十九世紀晚期的古城風貌一覽無遺。這張照片與差相同時的美國茶商Ted Francis Jones（特德?費蘭西斯?瓊斯）拍攝的福州雙塔照片，并稱為迄今所見最為經典的兩張福州城市老照片。

除了題作“Views in China”（中國風景）的影集之外，哈佛燕京圖書館中還有一些作為散件的單張照片，其中有不少也頗具價值。由于當年我未被允許復制或拍攝，所以手頭并沒有保留下相關的照片。不過，我還是盡其所能、大致記錄下一些關鍵的信息，茲據當時的筆記稍作回憶。我記得其中有一張福建官員與洋人的合影——

第一排從左到右包括：都統文，洋人，副主考劉學謙，洋人，總督李興銳，洋人，將軍崇善，洋人，正主考李聯芳，洋人，洋人，學臺秦綬章。

第二排從左到右則有：委員舒鈞，委員鄭恩隆，總辦孫傳袞，鹽臺鹿學良，候補道黎國廉，城守協王書選，督中協謝，欽差船政大臣魏瀚，委員歐，文案高烺、委員高寶仁，分局秀員高慶銓。

第三排：翻譯葉可梁，前侯官縣譚子俊，翻譯蘇貞洪，侯官縣劉錫渠，閩縣羅汝澤，福防廳呂渭英，福州府玉貴，藩臺周蓮，候補道聶元龍，臬臺朱其煊，糧臺啟約，翻譯林藩，文案陸繩武，文案徐際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