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玉衡決定對質

盡管事出機密，最終還是被日本人發覺了。

首先是日本關東軍特務片倉衷大尉按預定日期趕到王爺廟（今內蒙古烏蘭浩特市）接應中村震太郎，卻未見其蹤影，感到事情不妙，立即向哈爾濱特務機關百武中佐通報了實情。

片倉衷大尉輾轉來到齊齊哈爾特務機關的秘密聯絡點“朝日旅館”歇息。秘密情報員植松菊子向他報告：中村震太郎已被屯墾軍三團殺掉，中村震太郎那塊“三道梁”手表被司務長李德保抵押在王爺廟“大興當鋪”。

當時，中國人不可能擁有這種手表，當鋪里的這塊手表，背后意味著什么，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原來，東北鐵路大員王翼先到“朝日旅館”尋歡作樂時，被植松菊子套出了中村震太郎下落的“真情”。片倉衷立即返回新京（長春）向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報告。

原來，6月26日晚，中村震太郎在團部審訊室中與屯墾軍官兵廝打中，手表被打落到門后，恰逢三連司務長李德保進屋送夜餐。他趁混亂之機將手表偷偷撿起來，隨手裝入兜中溜走。不久，為償還賭債，他把手表押到王爺廟“大興當鋪”。

8月9日，當晚，貪財的李德保被毒死在旅館的床上。

8月10日，關東軍特務片倉衷來到王爺廟“大興當鋪”，憑李德保交出的契票取到了那塊“三道梁”手表。

既然找到了關鍵證據，關玉衡私斬中村的事情很快就擺到了東北軍決策層的案頭。1931年9月10日，東北炮兵連炮旅旅長王致中受榮臻參謀長的委派，來到興安屯墾區第三團團部關玉衡家，與關玉衡商議應對“中村事件”的對策。

王致中開門見山對關玉衡和夫人劉敬哲說：“榮參謀長提出三個方案，由你選擇：一、不可把事態擴大（指嘩變）；二、送你去滿洲里，轉道去蘇聯；三、有把握，可以進行折中外交。”

聽罷，劉敬哲說：“經滿洲里去蘇聯，是上策；到沈陽折中外交，日本人是不講理的，屬中策；部隊搞嘩變，全團皆帶家屬，談何容易！是下策。”

關玉衡接著說：“我取中策。我所辦的案子件件有據，宗宗有理。對日本人，我以鐵的證據說話。如果他們蠻不講理，我全團官兵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只要將中村的間諜原始證據調來，我就去沈陽與日本人對質。”之后，許多老戰友紛紛力勸關玉衡出國避避風頭，但他堅持說：“日本間諜到我防區偵察搞破壞，我處死他沒罪，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做好了死的準備。”

在即將到來的厄運面前，關玉衡沒有選擇逃離。而是堅定地、勇敢地表達了愛國之心，無視個人安危。歷史可以無限殘酷，但也因其殘酷，才映襯出人性奪目的光輝。

關玉衡那低沉渾厚的聲音和鎮定堅決的神態引起了王致中的強烈共鳴，便說：“好，對質，就這么辦！”

張學良與民國中央政府的文電

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的《張學良將軍資料選》中載有張學良就“中村事件”與民國中央政府的文電原件。

1931年8月24日，民國中央政府外交部致東北政務委員會電：“紀密。報載日本陸軍大尉中村于6月26日左右，在洮索線終點葛根廟附近蘇鄂公爺府（科爾沁右翼后旗察爾森）山中，被興安屯墾隊（軍）第三團官兵殺害。據駐日使館電稱，此事日外務省仍擬由外交解決等語。究竟實情如何，希望詳查電復為荷。”

8月26日，張學良命東北政務委員會復電：“南京外交部勛鑒：紀密。敬電誦悉。此案前據日方口頭提出，我方尚未得有報告。現已由邊防司令部長官公署派員確切調查，俟得報再以奉聞。”

8月31日，張學良致電南京外交部：“關于中村大尉事件調查結果，該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張之遭難區域，虐殺自為無根之事實，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調查時，請即以義嚴詞正，委婉拒絕。”

9月7日，外交部復東北政委會電：“遼寧東北政務委員會：漢密。宥電悉。中村事件，吾方所得報告究竟如何？日方曾否又來提及？日本報載東北當局為此事特派趙欣伯等赴日請求諒解，趙氏并在途與人，中村事件非官兵所為，乃暴民所為，今后當嚴重警戒，并擬對日政府謝罪，等情。是否屬實，統盼詳晰，電復為荷。外交部。虞印。”

9月9日，東北政委會復外交部電：“南京外交部勛鑒：漢密。宥電悉。中村事尚未得確報，正在切實偵查中，日方已屢來催詢，仍須俟查復再答。特此奉復。東北政務委員會。佳印。”

盡管中央政府與東北軍進行了充分的勾通，商討了應對之策，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并不是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