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被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這座城市。”陳顯蘭的女兒說。

為了讓他們更加“接收與被接受”，陳顯蘭的女兒特意把單位分配的人民大會堂講座名額給了父母。老兩口聽完之后直說后悔，“里邊都是年輕人，穿西裝打領帶，拿著手機和本子不停地記，哪有像俺們這么大年紀的，跟傻子似的。”陳顯蘭盤腿坐在床上，不好意思地說。“不過大會堂真氣派，有好幾層，還鋪著紅地毯哩！”

有幾秒鐘，祖孫兩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著

對老人們來說，一天中的午飯是最草率的。

陳顯蘭的外孫女愛吃面條，她幾乎每天中午都做，自己也跟著吃一點。金秀琴有時就吃一塊硬邦邦的發糕。田慧芳吃的可能是前幾天剩的餃子。

晚飯顯得格外隆重。每天下午3點半，田慧芳就開始做飯。幼兒園的班車下午5點會停在小區門口，她必須在那之前把飯做好，第一時間出現在外孫面前。這已經是她的第二個外孫，“老大”已經上小學，剛參加完夏令營。為了迎接他回家，田慧芬那天特地蒸了幾只螃蟹。

狹小的廚房里，有3個容器同時冒著熱氣——電飯煲、電燉盅和蒸鍋。她把一個計時器固定在冰箱上，設定時間是20分鐘，用來提醒自己螃蟹已經蒸好了。“現在腦子不好使了。”她瞇著眼，戴上圍裙，把茄子蒂切成蜂窩狀。午后的小區里靜悄悄的，這是為數不多的開著抽油煙機的廚房。

很快，茄子下鍋了，熱氣開始出現在這第4個容器上。“其實我不愛做飯，但是沒辦法，他們工作都忙。”田慧芳按照東北老家的做法，把茄子在油鍋里翻滾了幾遍，然后用鏟子鏟成兩段。

每次來北京，她帶的東西都不多，但總會帶一點哈爾濱紅腸。“老大愛吃紅腸炒飯。”逛超市的時候，她會特意看一眼紅腸的價格，“比老家貴10塊錢”。

她清楚地記得各種地方、各種食材的價格。超市里的西紅柿賣5塊多，“菜市場最多3塊錢”。大瓶裝的鮮牛奶要18.5元，“能喝三四天”。偶爾去超市，她總要去看看特價菜。

金秀琴家門口的過道里永遠堆著一兜塑料瓶，“一兜能賣一塊多吧”。還有老人四處收集皺巴巴的塑料袋，用作垃圾袋。有一次，陳顯蘭的女兒買了個一千多元的包，她不理解，“跟幾十塊的有什么區別”。女兒說“你看不出來，別人能看出來”。有時女兒會故意告訴母親某樣東西的價格，“我想讓她知道，我能負擔得起”。

廚房沒有空調，悶熱不堪。田慧芳從冰箱里拿出一小塊黃油，在鍋底融開，放入切成小片的口蘑，翻炒一會兒之后用榨汁機榨成乳白色的汁。她從來沒吃過，只是有次聽外孫說起，她想試試看。家里的鹽是粉紅色的粗粒晶體，她不知道跟白色的有什么不同，只知道是“他們從國外帶回來的”。

程麗云的孫女不愛吃老家常做的蝦皮，愛吃三文魚，還能吃出火腿和培根的區別。她跟老伴在小區一片空地上種了一些茄子、辣椒、地瓜，但孩子們想吃小湯山的有機白菜、彩椒、西蘭花、荷蘭豆。她總覺得菜譜是“別人的東西”。“程麗云經常做的包子、餃子和油炸食品，孫女說“吃膩了”。

每周六的下午，她都要帶孫女去上繪畫輔導班。上課期間，程麗云就坐在教室門外的沙發上，翻看微信朋友圈。有人給她發過一段文字：“不見孫子想孫子，見了孫子怕孫子；小孫子吃喝拉撒忙壞了老孫子，老孫子手忙腳亂還照顧不好小孫子……” 她覺得很有道理。

“都說父母給看孩子是應該的，其實真不是。”她一邊覺得“說這些沒意思”，一邊反復說“現在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節儉和感恩”。她覺得孫女的衣服太多，吃飯浪費，“配一副眼鏡要兩千塊錢，三四百的不一樣嗎？”報的輔導班有鋼琴、繪畫、英語、奧數，每套課程至少六千元。

“太貴了。一個女孩子，要那么拔尖干什么？”程麗云嘆了口氣，又有點自豪和心疼，“她是校田徑隊的，鋼琴已經過八級了，游泳會四種泳姿，繪畫也正在考六級。孩子那么累，我也舍不得。”

孫女受不了程麗云的“過分節儉”和“嘮嘮叨叨”。公共場合奶奶在說話時，她會一臉無奈，跟旁邊的同學說：“真服了我奶奶了。”她也不喜歡奶奶洗的衣服上有八四消毒液的味道。她常說：“我跟奶奶不在一個頻道上。”

程麗云知道孫女“看不上自己”。有次孫女把公交卡忘在繪畫的教室里了，但堅持奶奶沒把卡交給她。“不是公交卡的事，是老人說的話她總是不往心里去。”有幾秒鐘，祖孫兩人就站在夏日北京的公交站牌下，彼此僵持著。

每當這種時候，程麗云就想回老家。

那里有老伴，有年邁需要照顧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們，還有“自由”

陳顯蘭也想老家。她坐在一張10厘米高的小板凳上，用力搓著外孫女換下來的衣服。“孩子衣服容易臟，一天要換兩三次。”她不習慣用洗衣機，覺得手洗得干凈。

洗衣服時，她說她常想“老家里老人的臟衣服也該堆成山了”“再有十天，地里就該變黃了”。

以前她家年年種棉花，到了秋天地里白花花的一片，“看著可高興”。但是棉花需要人打理，村里的人在這幾年間走了將近一半，幾乎沒人種了。地里只種了一些大豆和花生。

每天晚上，老人都要固定收看河南電視臺的天氣預報。他們通過天氣預報想象地里莊稼的長勢。走在商場里，陳顯蘭隨手從模特腳下拾起一小塊白色的填充物，旋即扔下，“這不是棉花”。

前些天，她的老伴也來北京了。行李箱里一半是葡萄，另一半是桃子，“都是俺們在自己院子里栽的，可甜。”陳顯蘭手里攥著一個蒼蠅拍。

蒼蠅拍是親家買的。有時候，同是河南老鄉的親家也會到北京幫忙看孩子，兩家老人交替居住在同一個房間。房間里留存著不同的人使用過的物品，彼此并不隨意挪動。

“估計十月份他們就該過來了，俺們就回家，豆子和花生該收了。”交談時，陳顯蘭陷在褶皺中的眼睛很少直視對方，更多是笑瞇瞇地看向遠處或地面。

金素琴也想家。她老家在鐵嶺農村，自從來北京之后院子里啥也沒種，只是地里還種著玉米。去年過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個月，每天傍晚拿著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從5點一直跳到8點。

“家門口那條街從南到北，大家都認識。”她喜歡老家敞亮的門廳和院子，“一開門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歡住帶電梯的房子，和七拐八拐的樓道。

跟外孫和兒子擠在一個小房間里睡覺，她覺得“憋屈”。在老家習慣了睡覺不穿衣服，剛來北京的那段時間，她愣是睡不著。被問到回老家有什么不習慣的地方時，老人想了半天，說“要非說有啥，就是沒有路燈”。

田慧芬在哈爾濱的家只有30平方米，不到北京房子的三分之一大，但她還是“恨不得現在就回去”。那里有老伴，有年邁需要照顧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們，還有“自由”。

她經常在微信上跟以前的同事聊天，在北京斷斷續續生活了10年，她依然能第一時間知道哈爾濱哪個地區房價漲了。過來的時候，她連衣服都沒帶幾件，冬天只有兩條牛仔褲換著穿。

“還是家里舒服，北京太熱了。”有的老人因為適應不了氣候，會在酷暑或寒冬來臨之前，像候鳥一樣回到老家。

“聽說做保姆現在掙得可多了，每個月七八千，”在廚房里待得太久，油煙味已經滲入她斑駁的白發里，“要是我再年輕20歲，也想在這干兩年保姆，然后在老家買個二手房。我跟老伴兩個人住20平方米的就夠了。”

老人沉浸在回憶與想象中，渾然不覺廚房里多了一股糊味兒。螃蟹煮干了。她立刻變得懊惱，抓過冰箱上的計時器使勁兒按，“這玩意兒咋不好使了呢？”

苗瑞鳳發現，這些老人不僅準確地認識到了他們在權威、地位等方面的損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根本不再是家庭收入中的一個有機部分了。為了維護父母的權威，克服被拋棄和無用的感覺，老年父母會堅持分擔日常事務，為子女節儉持家。

“這里隱含著一種人生觀，即所有的社會成員要將他們的體力和心智毫無保留地貢獻給所在的社會、通過參加力所能及的活動，老年人才不會產生被拋棄和無用的感覺，不管其地位是多么卑微。但是老人的付出卻達不到子女的標準。”苗瑞鳳在一篇論文中寫道。

“現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興，沒什么好抱怨的”

金秀琴的房間里有一個柜子，專門用來放她的藥。扁平的白色藥盒摞了好幾堆。

她長年患有糖尿病，每天需要吃三次藥，每次吃三種。她在老家參加的“新農合”醫保無法報銷在北京看病的費用，每次去開藥都要一下子買上好幾個月的，用大號的尼龍袋裝回北京。

這幾年，外孫已經從一個嬰兒長到她下巴那么高，她的身體卻越來越衰老。在老家“天可藍可藍”，可是在北京她開始患上鼻炎。視力也越來越模糊，有天她上街買菜時，在一個小攤上花15塊錢買了一副老花鏡。“孩子們都不知道。”

金秀琴不敢生病，企圖用各種方法逆轉衰老。她聽說曾經有位老人從西安到上海幫忙照料兩個兒子的孩子，卻在兩個家庭的奔波途中突發腦溢血去世。前幾年，她帶外孫去上游泳課時，自己在一旁也跟著學會了。之后幾乎每周她都要去三四次游泳館，穿著女兒給她買的豹紋泳衣，一頭扎進泳池。

陳顯蘭的兒女們告訴她，“您身體健康就是幫大忙了”。她不想給孩子們添麻煩。有數據顯示，在老年群體患抑郁癥的人群中，尤以流動老人居多。

2016年3月16日，在陳顯蘭夫婦去過的人民大會堂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政府下決心要推進全國醫保聯網，爭取用兩年時間，使老年人跨省異地住院費用能夠直接結算，“使合情合理的異地結算問題不再成為群眾的痛點”。

截至今年7月21日，全國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接入國家異地就醫結算系統。

9月3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消息稱，北京市所有有床位的676家定點醫療機構目前已全部接入國家異地就醫結算平臺。

然而對這些老人而言，他們很少有權威渠道獲取這些信息，只能互相打聽：“總理說的那事現在怎么樣了？”

面對死亡，這些漂泊在外的老人有無數設想。有的老人在北京突發疾病，讓兒女趕緊把自己送回老家，因為“不想死在北京”。有的老人已經為自己選好了墓地，希望葬在老家一處高高的山坡上，因為“喜歡熱鬧”。

但總有一個理由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陳顯蘭的臥室跟女兒的臥室形成了一個夾角，她從屋里能看到女兒房間。有時老人在凌晨醒來，看到另一扇窗戶里還亮著燈。“閨女從小就好看書，”她驕傲又心疼，“冬天天不亮就走了，黑了也回不來”。

程麗云的兒子在一家軟件公司上班，她偶爾過去，“就看見一排排小腦袋”。有的老人無意中看見自己拿到博士學位的孩子為了省錢買學區房，在噴泉旁邊洗車，一下子淚流滿面。

“身為父母，為了孩子我們做什么都是應該的。”陳顯蘭說。她種了一輩子地，沒有退休金，女兒把平日給她的生活費都放到一個小抽屜里，看著快沒了就放一些進去。家里困難，女兒結婚時他們沒出一分錢的嫁妝，小兩口買100多萬的房子貸了90多萬的款，他們也“一點忙也沒幫上”，心里一直覺得愧疚。

“現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興，沒什么好抱怨的。”她說。

兒女不想讓老人離開，有的老人提出要回老家，兒女把老人的證件和鑰匙全部藏了起來。

也有老人已經不適應老家的生活了。一位在北京居住了20年的老人說：“老家的房子太大，太空曠了。”在大城市住久了，他們會覺得家鄉的街道突然變得臟亂擁擠，甚至陌生，連人情往來都成了負擔。某種意義上，他們無論身在何處，都是異鄉人。

華東理工大學的李靜雅在她的碩士畢業論文中指出，在遷居地照顧晚輩的忙碌生活讓這些老人有了一種充實感，對子女家庭的依賴程度較高。階段性居住的老人在遭遇心理和精神困擾之后，由于無法自我調適和寬慰，會選擇回到老家，但由于想念子女、子女需要等因素，又會重新踏上遷移之路。

黃昏如期而至，陳顯蘭和老伴在電動車上，兩個衰老的軀體把一個熟睡的新生命夾在中間，緩慢地朝夕陽駛去。

他們心里清楚，自己陪伴外孫女的時間不會太久了。兩個兒子的下一代也需要照看，他們即將“漂”到另一座城市。

幾天前的早上5點37分，金秀琴的女兒生下了第二個孩子。經過了一夜的疼痛，這位產婦在疲憊中沉沉睡去。

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母親正蜷縮在病房門口的長椅上，整夜沒有合眼。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玄增星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金秀琴、陳顯蘭、田慧芬、程麗云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