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4網貸監管滿周年 一年內近千家平臺退出

P2P監管趨向“嚴緊硬”

多項P2P監管文件年內將落地

由銀監會等多部委聯合發布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至今剛好滿一周年。一年中,882家網貸平臺退出,截至目前,歷史累計問題平臺有3841家,現運營平臺數約2000家,問題平臺占比超六成。

這一年,可以說是網貸行業的“監管年”,據統計,一年內各級監管部門共出臺了50多份關于P2P的監管細則。《經濟參考報》記者從銀監會獲悉,年內還將落地多項含硬性指標的監管文件,包括《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簡稱《信披指引》)、《網絡小額貸款管理指導意見》等,其中《信披指引》最快將于本月內下發。

深洗牌 882家網貸平臺退出

2016年8月24日,銀監會等多部委聯合發布《暫行辦法》,為網貸平臺劃出了“十三條紅線”,其中包括禁止自融或變相自融,禁止歸集出借人的資金,禁止直接或變相承諾保本保息,禁止項目期限拆分,禁止自行發售或代銷理財產品等。同時,《暫行辦法》要求設有風險提示、信息披露專欄,對個人、企業分別設定借款金額上限,并要求平臺上線銀行存管,申請系統安全認證,電信業務許可證等。其中,銀行存管最受關注。

自《暫行辦法》發布至今,網貸平臺按照監管要求,走上加速整改合規的道路,也有不少平臺自知無法符合最新監管要求,選擇退出。網貸之家數據顯示,一年以來,有882家平臺退出網貸行業,惡性退出的問題平臺225家,其中貸款余額超過千萬元的有47家;良性退出的停業和轉型平臺657家。

數據顯示,廣東、北京、上海等網貸發展規模居全國前列的地區,停業及問題平臺數量同樣居于前列。近一年時間,廣東、北京、上海、浙江和山東五個地區累計停業及問題平臺數量為556家,占比達到了63.04%。

以去年8月24日為時間分割點進行統計分析,停業及問題平臺占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暫行辦法》出臺前停業、轉型的比例分別為43.12%、0.78%,《暫行辦法》出臺后停業、轉型的比例上升至70.41%、4.08%。相對的,跑路、提現困難、經偵介入的平臺數量占比均出現了下降。網貸之家分析師陳曉俊認為,出現此變化的原因是眾多小平臺在嚴厲的監管背景下,無法滿足監管層的要求,平臺選擇主動清盤停止營業,這部分平臺待收較小,比較容易完成清算。

陳曉俊告訴記者,從平臺背景來看,目前停業及問題平臺中約99%的平臺屬于民營系平臺,民營系平臺由于沒有強大的背景和雄厚的資本實力,在嚴厲的監管環境下更容易被淘汰出局。隨著行業“大浪淘沙”的進行,強背景平臺將更受關注。

強監管 涉P2P監管文件超50份

從去年8月24日至今,從央行、銀監會到各省市級協會都出臺了不少監管細則和政策對P2P網貸行業進行規范整治。據零壹財經不完全統計,在過去的一年時間里,各級政府部門及行業協會累積發布有關P2P的各項監管政策超50份,從“資金存管指引”、“備案管理指引”到“催收規范”等不一而足。

全國性政策中,包含上述提到的《暫行辦法》,還有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實施方案》、銀監會等15部門發布的《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銀監會下發的《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國務院互金專項整治工作小組發布的《關于開展“現金貸”業務清理整頓工作的通知》、銀監會等6部門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校園網貸整治工作的通知》、銀監會等3部門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校園貸規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一共7份監管文件。

在地方性政策中,北京、上海、廣東、廈門、深圳一共下發了9份關于P2P的監管文件,其內容主要涉及備案登記和《暫行辦法》的實施細則等。

除了中央和地方的監管政策,北京市網貸行業協會、廣州互聯網金融協會、深圳互聯網金融協會、廣東互聯網金融協會等地方行業協會也下發了一系列網貸監管文件,內容涉及校園貸、現金貸、首付貸、債權轉讓、催收規范等諸多自律性監管內容。

金融業屬于經營風險的行業,高風險屬性決定了強監管的必要性。“隨著互聯網金融規模逐步做大,加強監管很有必要。《暫行辦法》出臺的這一年,網貸行業逐漸步入正軌,各項制度越來越完善,系統性風險的出現概率大大降低,監管所帶來的正面影響顯而易見。”國開行旗下開鑫金服總經理周治翰表示。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科技監管也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今年5月,央行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委員會,旨在加強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規劃和統籌協調。周治翰認為,科技監管的應用有利于“點穴式”精準監管,避免“一刀切”,更科學更高效地讓行業有序發展。

嚴緊硬 政策趨向“硬性指標監管”

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透露,目前《信披指引》正在內部征求意見中。另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該《信披指引》最快將于本月內下發。對于行業信息披露問題,雖然此前中國互金協會及各地方互金協會已經出臺了一些指引,但從本質上看仍然是行業自律標準,懲戒手段也只限于協會層面。“信息披露在行政監管層面是個空白,銀監會如果出臺監管政策,可能填補這個空白。”麻袋理財研究院研究總監路南告訴記者。

周治翰告訴記者,之前關于信息披露的標準比較寬泛,而銀監會作為監管機構,出臺的這個標準是帶有強制性的硬性指標,平臺都必須按照標準的要求披露信息。這也預示著網貸行業在合規又邁出了一大步。

今年下半年,除了《信披指引》外,《網絡小額貸款管理指導意見》也在銀監會政策制定計劃中,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則在銀監會政策推進類項目中。其中,《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在銀監會2017年46項立法計劃中,是法律位階最高的行政法規。據了解,該條例將賦予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查處權,解決地方監管部門有責無權、依據不足、手段缺乏等問題。“一旦出臺,將方便地方監管部門在行使職權時有法可依,便于消除監管真空,實現對非法集資全鏈條、穿透式綜合監管。”周治翰分析稱。

強硬的行政手段監管將成為互金整治下半場的特點。不久前,銀監會年中工作座談會對監管給予了定調:將以“嚴緊硬”改變“寬松軟”。在路南看來,監管政策已經有從“政策引導”、“底線監管”走向“行政手段”、“硬性指標監管”的趨勢。

對于細分的網貸行業,投之家CEO黃詩樵認為,“嚴”主要是從監管內容來看,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將進一步明確網貸平臺的中介定位,對于平臺開展的業務也將進一步予以規范與限制。“緊”主要是體現在期限上,在整改期限內完成備案合規,對于平臺來說,剩下的時間不多了。“硬”體現在監管的力度與態度上,政府將大力度對網貸行業進行整改與監管。

周治翰指出,合規只是網貸行業面臨的第一道關卡,未來如何做大做強,健康良性發展才是更嚴峻的挑戰。在優質資產稀缺的情況下,尋找合適的小額分散資產、嚴控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這些挑戰的難度比合規改造更大。平臺必須在細分領域有拿手的“金剛鉆”,助力實體經濟,將小額普惠業務落到實處。(記者 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