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八月，鄭波（右三）利用個人假期在西藏拉薩市人民醫院指導抗菌藥物合理使用。

一開始，當聽到“萬古霉素耐藥屎腸球菌”等拗口的專業術語時，記者的表情是困惑的。

“會打麻將嗎？”察出端倪后，鄭波笑著向上推了推眼鏡。記者也放松起來，“這個會！”

“治病救人就好比是打麻將，治好算和牌。” 剛坐了一上午門診，鄭波努力把身體后仰放松，接著說：我從事的抗感染和耐藥菌研究，就相當于個“混兒”（麻將中的萬能牌），離了我也能和牌，但有了我可以更容易和，而且更能和大牌。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是我國唯一設立抗感染科的三甲醫院。自稱是“混兒”的民革黨員鄭波，就是該科的主任醫師、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作為我國該領域的資深專家，他還擔任北京大學臨床藥理研究所所長助理、全國細菌耐藥監測網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細菌耐藥監測網北方分中心負責人、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副秘書長等職。整天與病菌戰斗，鄭波和他的團隊也被稱為“戰菌者”。

“面對的都是快絕望的人”

見到記者身邊的王鳳仙時，鄭波一愣，“你怎么來了？”

“你現在有新情況（指不久前查出乳腺癌），該在家好好休養啊。目前白血球多少，查了嗎？”

王鳳仙是一位曾被炎癥折磨得“絕望”的老人，也是促成此次采訪的民革黨員之一。她常年血尿，屢屢復發，每次犯病都疼得全身蜷縮、滿床打滾。在轉診多家醫院后，她被醫生推薦到北大醫院抗感染科試一試。

意料之中的是，包括鄭波在內，抗感染科的號都被約滿。“我就試著在網上咨詢，沒想到鄭大夫很快回復了，得知我情況緊急給我加了號。”王鳳仙回憶說。

2015年12月，王鳳仙走入抗感染門診，心里不斷打鼓。她和門外患者打聽：治的怎么樣？醫生靠譜不？怎么里面那位看那么長時間？

終于輪到了，王鳳仙忍不住把治療過程、病痛委屈統統說了一遍。“鄭大夫聽得很耐心，聽完很認真地說：‘您放心，我肯定用心給你治。’”

鄭波坦言，抗感染科每天面對的都是像王鳳仙這樣被治了一溜兒夠、病情頑固反復、身心快絕望的患者，“越是這樣，越要對他們多些理解，多些關懷撫慰。”

通過進一步檢查，鄭波發現王鳳仙的感染主要和體質有關，遂制定了專門治療方案，并幫她預約了下次復診的號。幾次下來，王鳳仙的病情明顯好轉，炎癥消退，令她痛苦的血尿也再沒犯過。

同樣是抗感染，這里到底有何絕招？鄭波對記者說，他們用的藥并不稀奇，優勢就在于精準，能夠針對每個病例精準診斷、精準用藥。而精準背后是抗感染科團隊多年的臨床實踐和對抗感染及耐藥菌的專業研究，“我們還負責全國細菌耐藥監測的數據分析，同時還進行耐藥機制研究和抗菌藥物臨床藥理的研究，各類頑固病菌見得多、研究得細，自然把握就更大些。”鄭波說。

對此“精準”，鄭波和抗感染科團隊并不“恃才”獨享。每年，他和同事參加的院內院外、全國各地的會診上千次，參與治療了大量耐藥菌感染、頑固炎癥等棘手問題。“對方一找我們多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只要條件允許，我們就去支援。”鄭波說，作為“混兒”，就要發揮好“混兒”的作用，更好地去治病救人。

多“和牌”，少“點炮”

2016年底，《呼吸的痛！北京等地霧霾中發現耐藥菌》等傳言嚇壞了不少市民。很多讀者一看就蒙了：“還敢呼吸嗎？空氣都變異了？”

“耐藥性基因不等于耐藥性細菌。”面對媒體對國外相關研究的曲解，鄭波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及時辟謠，沒有必要因空氣中發現耐藥性基因片段而恐慌。

權威源自專業。1996年到1999年，鄭波在北京醫科大學師從我國呼吸內科著名專家何冰教授和我國臨床藥理學的奠基人李家泰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后，他留校工作，從事細菌耐藥機制研究、抗感染臨床研究和抗感染藥物新藥鑒定研究工作。2003年至2005年，他又受國家教委委派，在日本國立群馬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師從國際著名微生物學家Ike教授，主要從事腸球菌耐藥機制和質粒傳遞機制的研究。

鄭波作為主要研究者，參加了“十一五”和973科技支撐計劃研究。他參加的“臨床重要耐藥菌的發生和傳播新機制及臨床應用研究”獲得2015年全國高等學校科技進步二等獎。目前已在國內外醫學類期刊方面發表論文30余篇。

如何才能多“和牌”，少“點炮”？在鄭波看來，中國現代醫學的進步離不開臨床科研的支撐。“近年來，中國抗感染和耐藥菌的研究水平不斷進步，有些已經走在世界前列。”鄭波說，這里有醫務科研工作者的辛苦付出，也得益于中國醫學科研體制的獨特優勢。他希望能繼續發揮這種優勢，在耐藥菌監測和科研領域集中精力攻難關、破難題。

為讓更多醫院提升抗感染和耐藥菌的治療科研水平，鄭波及其團隊還常去各地醫院講學授課，參與推進培養全國感染科醫生的培元計劃和培養全國抗感染臨床藥師力量的培英計劃，進而惠及更多患者。“我們的研究也是在國家支持下完成的，理應惠及更多的人。”鄭波說，讓每個醫院每個科室都有“混兒”，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