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時代,這是中國的大時代。如果你錯過了中國,你就錯過了世界。”

◆趙海英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中投公司執委、首席風險官、中金公司董事;經濟學博士,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兼職教授。

趙海英對所處情境的把控力,在采訪之初便顯露無遺。

“咱們去小會議室,那里交流更舒服。”坐定之后,她把厚厚兩打材料交給記者,“你先了解一下我的工作,然后可以從中提問。”“我看了你發過來的問題,有一些挺有意思的。”

語氣堅定但表情溫和,目光誠懇也帶著笑意。不過分客套也不咄咄逼人,自然而然提出建議,跟著她的表達,很難拒絕。

對于這位見證了幾十年中國金融業改革巨變,眼前都是龐大體量“真金白銀”,如今的中投公司首席風險官來講,這種把控力,一部分來自天性,更大一部分,來自無法復制的經歷和其中緩緩積蓄的力量。

自己選,自己承擔結果

對趙海英來說,對于自己人生的“把控”,從小時候就開始了。

由于讀書早,13歲就面臨初中畢業。那個年代,在繼續讀高中,面對高考和就業的不確定性,和讀中專、畢業就能分配到一個好工作之間,小小的趙海英自己決定,去讀高中。擅長讀書的她,還考上了湖北省重點高中:孝感高中。

自己選,自己努力,自己承擔結果,儼然成為這個青春期還沒有真正開啟的小姑娘就有的覺悟。

上世紀70年代末,學校秩序剛從“文革”中恢復過來,學習氛圍日漸高漲,那個年代,學校對于學生的思想指引,也定格在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上。恰巧,趙海英就是有著漂亮數理化成績的小姑娘。

成績單就像是高中時代的趙海英手中一把精良武器,背著它,年紀再小也可以“走天涯”———15歲,在母親眼里還是“小豆芽”的她,就要去讀大學。身為工程師的父親也為她選定了方向,精密儀器專業。

“大學沒遇到什么困難”,她沒說自己在學業上經歷過辛苦,大約是時間過去得久了,大約是在她看來,在漫長歲月洗練中,這些都是理所應當甚至微小到不值一提的付出。

1984年,趙海英與普遍年長她幾歲的同學一道,完成天津大學精密儀器專業課業。對學業優秀幾乎要成習慣的趙海英來說,如果想考本專業研究生,是容易的。但是,那個有想法、能拿主意的趙海英這次真正“長大”了,她決定換個專業讀。

十八九歲的趙海英,從國內報紙等媒介,感受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脈動。“去讀個經濟、管理相關的專業,能為國家發展做更多貢獻。當時,心里的目標很明確。”

“真是那么想的,那時候還遠談不上功利。”當時的國內,很多學校甚至還沒有經濟、管理專業,趙海英決定“曲線救國”,到管理學院念了一個與系統工程相關的經管專業。

不過,受過了經濟學啟蒙的趙海英知道,當時系統的經濟學研究還主要在西方,“要獲得新知就要走出去”,她開始關注相關信息。那時,普林斯頓大學著名教授鄒至莊正在致力幫助中國優秀學子到西方學習經濟學,與教育部合作舉行基礎性考試,檢驗學生學術功底,通過之后,可以提供一份“有分量”的推薦信。

不出意外,通過幾重考驗,趙海英申請到了有獎學金的馬里蘭大學,拿到一張去往美國的機票。

“循著自己覺得重要的東西走”

剛到美國,趙海英還是感到了震撼。初到馬里蘭,從機場到學校的路上,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眼前是一條白色河流和一條紅色河流”。

白色是迎面而來的車燈流,紅色是并行汽車尾燈拉出的一條光線。

“我們國家,有一天也會這樣嗎?”當時的中國,尚未建成第一條高速公路。不一樣的一切,讓趙海英感到新奇,還隱隱有所期待。

新生活帶來的,除了源源不斷的新知識、新的研究方式、新的學術習慣,還有一些讓人“頭皮發麻”的新挑戰。作為助教,到美國第二個學期,趙海英就要獨立完成本科生的經濟學教學工作,“教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還比較簡單,但宏觀經濟學包含了貨幣、銀行等文化背景的東西。”當時的中國,銀行業務簡單地就像一個錢幣出納員。一個剛走出國門的小姑娘如何能夠講這些貨幣金融銀行的大題目?“絕對是現炒現賣,現學現教。”

那一年的冬天,馬里蘭的雪下得大且久,第一堂課推遲了幾天,趙海英獲得了幾天類似“豁免”的快感,她能有多幾天的時間,繼續大劑量學科理論補充學習。

第一堂課也在暗流洶涌的心理活動之上,將要平靜結束。

“老師,我們這學期的syllabus呢?”趙海英蒙了。什么是syllabus?雖然不知道是何物,趙海英卻靈機一動,“這幾天大雪,來的比較急,下堂課會有。”由于之前簽證下來得晚,到美國已過開學時間,因此一學期下來,也不知syllabus(教學大綱)為何物。

說到這段苦中作樂的往事,趙海英笑出了聲。做比自己預想“更難一點”的事兒,后續的獲得往往超乎想象——“對宏觀經濟學又有了系統的梳理和理解,語言能力也更是一個進階……”

與此同時,趙海英的學術能力也獲得認可,博士論文獲得布魯金斯和斯隆等幾項大獎。期間,她還去到布魯金斯學會和世界銀行,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了解了國外一流研究機構的運作,漸漸體會到“走天涯”的舒展開闊。

不過,走得越遠,趙海英也越有自己的判斷。當時學經濟學的“初心”時不時會跳出來,提醒自己“該循著重要的東西走”。

她心里重要的,就是祖國。

1992年,趙海英離開美國到了香港,先后在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和香港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任教。系統的教學研究進一步錘煉了她的學術修養,也讓她實現了能有觀察服務國家機會的初衷。

那個年代,香港已是國際金融中心,“一方面是大信息量,能更便利接觸東西方,了解香港及全球金融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是能近距離跟上祖國的改革步伐。”

趙海英也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