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神農架大九湖國家濕地公園風光。記者 童懷攝/光明圖片

【文創視域】

日前舉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會議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要在總結試點經驗基礎上，堅持生態保護第一、國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國家公園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對相關自然保護地進行功能重組，理順管理體制，創新運營機制，健全法律保障，強化監督管理，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代表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國家公園體制建設試點以來取得了哪些經驗？如何把國家公園建設成為綠色發展、綠色生活的示范區，讓綠色發展成為一種文化？如何處理保護與開發的矛盾？記者為此進行了采訪。

1. 理念和方向的堅守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場景：盛夏時節的三江源地區，草原遼闊，白云低垂，一群群牛羊漫步在天地間，道路兩側的村落，紅色的樓頂以及屋頂上的經幡和藍天白云交相輝映，訴說著這片土地的美好和祥和。

“這幾年政府在村里選了好幾個生態保護員，我兒子就是其中一員。除了放牧外，每天要巡查草場，記錄野生動植物的情況。”青海曲麻萊縣秋智鄉布甫村村民巴五說。自然保護和綠色發展理念，已經滲入三江源每一個牧民的心中。

而在另一個試點的云南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綠色發展的理念也已成為公園試點準則。

普達措國家公園管理局副局長唐華對此深有感觸：“從多年來的實踐看，在國家公園建設中，要筑牢保護自然生態環境是根本底線不動搖，要對國家公園內的可進入性區域進行嚴格論證，在確保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完整性不受破壞的前提下，做到選線布局，用地集約優化、科研教育游憩服務設施高效、節能環保、標識解說系統智能高端化。”

在國家公園試點中，各地實踐“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發展理念，堅守尊重生命的綠色價值觀，以此來引領國家公園體制建設。

北京林業大學自然保護區學院教授崔國發指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物質文明充分發展后，生態倫理成為生態文明時代的道德規范。國家公園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神奇的自然生態系統、壯美的自然景觀，正是開展生態倫理教育的目的地和重要基地。

在國家林業局調查規劃院副院長唐小平看來，我國正在開展的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域大多位于大江大河源頭、高山峻嶺腹地等區域，是我國極為重要的生態屏障區或生態功能區。這些區域經濟發展長期依賴于水能、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國家公園建設首先要將耗水耗電耗資源的工礦企業等有序退出，鼓勵當地社區依托國家公園品牌，從事民宿、農家樂和林牧特產品開發等經營活動，建設“生態友好型”生產生活社區，使綠水青山更好地轉化為金山銀山。

“這種轉型發展過程也是傳播生態文化的過程，將成為生態教育的生動課堂，良好的生態環境、人與自然和諧的實踐將激發國民熱愛自然、享受自然的熱情，在游憩體驗過程中樹立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態發展理念。”唐小平說。

2. 保護與開發的矛盾 國家公園不等于旅游開發區

探索：2007年6月普達措國家公園掛牌，堅持保護下的適度開發。在此理念支撐下，普達措國家公園通過對其4.58%面積的利用，實現了對公園95.42%范圍的有效保護。為保護草甸和水質，公園取消了騎馬，修建了棧道，游客乘車統一進出景區，以步行和坐船為主要觀光形式，同時，為做好護林工作，每天都有消防隊、護林隊員進行巡查。

從開發面積與保護面積的占比，到觀光方式的轉變，種種細節都可見普達措國家公園開發行為中“保護第一”的理念。

實際上，普達措國家公園的開發之路并不平坦。上世紀90年代開始，普達措的碧塔海與屬都湖兩個景區開始發展旅游業。由于沒修公路和棧道，游客需騎馬穿越草甸才能進入景區，牽馬生意火了起來，但馬兒踩踏了草地，養馬污染了水質，還造成碧塔海的珍稀魚種大量死亡。

“如果當時以這樣粗放的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的方式發展，當地生態必將遭到不可逆轉的破壞。”唐華說，在試點中，我們在公園資源生態環境承載力范圍內，適度開展生態旅游展示服務，帶動公園周邊社區發展，實現公園社會參與共建共管共享。幾年過去了，國家公園內的水質與空氣質量都得到良好維持。這一實踐說明，開發并不意味著破壞，保護也不一定要封存資源。處理好保護與開發的關系，不僅可以有效保護生態，還能獲得經濟效益，增進文明意識。

在唐華看來，針對國家公園保護對象的需求差異性，要因地制宜，科學施策，決不可本末倒置，以保護之名，行開發之實，將國家公園建設變為旅游開發區；也不應談虎色變，將國家公園內適度合理的旅游開發利用視為與保護目標相沖突背離的禁區。

這一理念得到了唐小平的認同：“國家公園內不排斥那種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態旅游活動，但不能搞旅游開發，特別是高強度、高密度的開發利用在國家公園是必須絕對禁止的，可以說這種高強度的旅游開發區對國家公園是災難。”

事實上，無論哪個自然保護區，還是國家森林公園，都需要在“保護”與“開發”這兩個矛盾中做到平衡。

唐小平建議，國家公園應將按照自然資源、生態系統、重點保護物種和棲息地保護和恢復需要，以及社會經濟活動現狀等合理進行功能分區，實行差別化管理。原住居民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在生態承載力范圍內的，可將其聚居區劃入傳統利用區或生態體驗區、特許服務區，對生產經營活動進行規范化管理。國家公園也會合理設定公益管護崗位和社會服務公益崗位，優先安排原住居民就業。也可考慮選擇區域內以及周邊一些城鎮、村屯、林場和牧場作為社區生態體驗示范區，設立國家公園公共服務區和訪客接待中心，建立特許經營機制，鼓勵支持原住居民參與特許經營。

3. 體制和機制的創新 讓綠色發展成為一種文化

思考：國家公園體制的關鍵點在于“體制”二字，然而目前，在國家公園建設中依然對于體制機制存在不少誤區。有的人將濕地公園、地質公園等冠以“國家”二字的公園與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相混淆，認為國家公園最終是“部門公園”；有的則認為是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等的“升級版”。國家公園體制建設中如何進行體制機制創新仍需在實踐中不斷探索。

經過60年的發展，我國自然保護區事業有了長足發展，已建有2740處各類自然保護區，總面積1.42億公頃，覆蓋了國土面積的14.8%，為我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作出了突出貢獻。

同時，自然保護區的管理工作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包括運行經費不足、多頭管理、法律法規不完善等。

“目前我國有條件設立國家公園的區域大多已建有自然保護區先期進行了保護，守住了生態本底，只是這些自然保護區可能面積較小、保護對象單一或保護的生態系統不完整。今后，許多國家公園將依托已有自然保護區，整合周邊的森林公園、地質公園、風景名勝區等其他自然保護地來建立。國家公園體制改革將促使現有自然保護體系得到優化，逐步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代表的新型自然保護體系。”唐小平說。

崔國發認為，為解決目前我國廣義自然保護區體系中存在的條塊分割、“九龍治水”問題，國家公園應該以完整的自然生態系統為保護對象，以完整的自然地理單元為規劃范圍，整合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等范圍，形成“超級的自然保護地”；同時應明確主管部門、各級政府事權、垂直管理體系、固定經費渠道等。

制度創新既要頂層設計，也需基層實踐。為強化生態保護職能，三江源國家公園整合了園區國土、環保、水利、農牧等部門編制、職能及執法力量，建立覆蓋省、州、縣、鄉4級統籌式“大部制”生態保護機構。北京長城國家公園區域的選擇則在保護人文資源的同時，帶動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建設，達到人文與自然資源協調發展的目標，通過整合周邊各類保護地，形成統一完整的生態系統。

“從這些試點中都可以看到，國家公園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原真性的保護。如果現有文化遺產、旅游景區等已經劃入國家公園范圍內的，都要按照生態保護第一、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進行管理目標歸一、功能重組和機構人員整合，對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文化遺產進行統一、規范管理，目標則是為生態保護服務，而不是旅游開發。”唐小平強調，從這一點說，這是革某些以開發取財的“景區、遺產”的命，使“文化”回歸本位。（記者 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