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團中央權益部副部長姚建龍拿出一組“1990以來中國的犯罪與青少年犯罪狀況”數據娓娓道來：“盡管未成年人犯罪在整個刑事犯罪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目前不到3%，但是這并不能得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狀況已經根本好轉的結論。”

他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比重下降有一個客觀原因是：刑事犯罪總量的大幅度上升，沖淡了未成年人犯罪所占的比重。從未成年人犯罪絕對數看，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數與1990年基本持平，均為四萬余人。應當說，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絕對人數能夠與1990年總體保持平衡，沒有大幅度增長，充分說明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成效顯著，但也說明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狀況還沒有根本好轉，此項工作還需要繼續努力。

“逗鼠困境”和“養豬困境”折射立法不足

青少年司法領域遇到了什么問題？姚建龍打了一個比喻：對“生了病”的孩子仍然是在普通醫院用成年人的藥物進行治療，這是讓人痛心的現象。

實際上，盡管我國已經制定了《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兩部基于治理青少年違法犯罪目的的核心法典，但卻仍然在適用和成年人一樣的《刑法》《刑事訴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以刑罰和行政處罰措施為中心，來“處罰”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著實讓姚建龍感到費解。

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上，我國探索了法律援助、社會調查、犯罪記錄封存、法定代理人與合適成年人到場等特殊程序，并且在2012年修訂《刑事訴訟法》時增設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

在姚建龍看來，一個未能改變和突破的現實是，這些專門的少年司法機構，仍然設置于普通刑事司法體系下。《刑法》基本上沒有根據未成年人的特點進行相應的改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的結果只能和成年人一樣面對“刑罰”。值得注意的是，缺乏“以教代刑”的中間措施和環節——“保護處分”措施。

其結果是，司法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只有兩種選擇——要么處以刑罰“一罰了之”，要么 “一放了之”。

他觀察到，相關法律規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新《刑事訴訟法》也增設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別程序，但是絕大多數進入司法程序的涉罪未成年人，在經過一系列“溫情”的“特別程序”后，最終仍只能被處以和成年人一樣的“刑罰”，他又打了一個比喻：“這和小貓逗完老鼠后仍一口吞掉沒什么區別。”他把這種狀況比喻為“逗鼠困境”。

他用一組數據進行說明，2004~2009年，未成年人被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例為10.15%，到2014年這一比例僅為7.31%，約93%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均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

“如果有完善的以教代刑措施——保護處分措施，可以說大部分觸犯刑法的未成年犯其實并不需要判處刑罰。”他認為，近年來，越來越多觸犯刑法的未成年人被從刑事司法體系“分流”了出去。問題就在于，這些孩子卻并無法定的以教代刑措施，缺乏完善和有效的干預措施。

“其結果是只能陷入‘養大了再打’‘養肥了再殺’的困境。”姚建龍提出警告，一些惡性犯罪人均有未成年時期罪錯行為，卻沒有得到有效干預，這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不滿和擔憂。

他特別舉例指出，校園欺凌問題近年來引起廣泛關注，但由于其實施者多是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或者欺凌后果難以達到刑事犯罪“量”的要求，因而往往難以按照公眾的期待給予刑罰懲罰。這種落差正在引起公眾的強烈不滿，也成為近年來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呼聲再起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