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說法

隨著時間推移，認罪交易的問題也逐漸浮現(xiàn)，侵蝕著美國司法公正的基石。

中國訪問學者章瑩穎案一直牽動人心。近日，央視記者采訪了美國西北大學法學教授羅納德·阿蘭。阿蘭介紹說，尋找章瑩穎的下落可能還要通過辯方律師與檢察官之間的“控辯交易”。

很多人對“控辯交易”比較陌生。和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在美國，超過90%的刑事案件都是通過“控辯交易”的方式結案。所謂“控辯交易”，正式的法律術語叫“認罪交易/協(xié)議”(Plea Bargain/Agreement)，通常是指嫌犯通過承認罪名換取較輕的刑事處罰。常見的認罪協(xié)議包括被告減少認罪的罪名、檢察官向法官建議更輕的刑罰，以及嫌犯同意承認某些特定事實等三類。

美國之所以采用認罪交易，主要是出于司法資源配置有效性的考慮。美國的檢察官在刑事案中負有極高的舉證責任，與嫌犯達成認罪交易，可以節(jié)省時間和資源用于其他案件。而且，美國州一級的檢察官都來自于民選，其結案率定罪率也是他們爭取連任的砝碼，因此，檢察官自然希望嫌犯及早認罪。

而法官方面，由于美國各級法院長年資金不足、人手短缺，一個刑事案件的出庭可能要持續(xù)數(shù)月乃至數(shù)年，法官也很希望雙方及早達成協(xié)議。對于大多數(shù)嫌犯來說，能夠減輕刑罰自然也是一件好事。隨著罪犯服刑時間的縮短，監(jiān)獄的利用率也會提高，能夠一定程度上緩解美國監(jiān)獄人滿為患的問題。正因為這看似多贏的局面，讓認罪交易逐漸成為美國刑事案件的主流處理方式。

但隨著時間推移，認罪交易的問題也逐漸浮現(xiàn)，侵蝕著美國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因為檢察官有政績壓力，所以他們往往會羅列各種罪名起訴，有時候多達上百條，然后再以此為由對嫌犯威逼利誘，以刪除一些原本就不那么站得住腳的罪名,換取嫌犯的認罪。這個方法固然有效，也造成不少冤假錯案。特別是認罪交易中缺失了法官和陪審團這兩個關鍵要素，讓檢察官權力顯著擴大，也導致大量沒有經(jīng)濟能力負擔好律師的嫌犯，很難得到有效辯護。

雖然政府給窮人提供免費的公派律師，但有研究顯示，公派律師花在每個被告身上平均不過幾分鐘時間；有些律師為了交差，甚至比檢察官還積極地敦促嫌犯認罪。公派律師因為錢少、事多、壓力大，也很難吸引名校畢業(yè)生，很多人接受的司法訓練從一開始就和檢察官群體存在巨大差距。也正因此，學術界、法律界對該制度的檢討和改革方案，自二戰(zhàn)以來就從未間斷過。

回到本案，情況和統(tǒng)計意義上的一般情況有極大不同。首先，本案是聯(lián)邦刑事訴訟，而聯(lián)邦檢察官是沒有任期和選舉壓力的(雖然他們也追求定罪率，但并不會將此作為唯一工作考核標準)，因此，他們會更慎重地運用手上的交易權。

其次，本案迄今只有綁架罪一項罪名，隨著調查的深入以及章本人蹤跡的出現(xiàn)，檢察官可能會增加諸如性侵或謀殺等指控，很難在只有一項罪名的基礎上做出太多妥協(xié)。

再次，現(xiàn)在檢方?jīng)]有完整披露證據(jù)，而且即使披露了證據(jù)也需要法律人士結合過往案例、陪審團構成、檢察官經(jīng)驗等大量實務經(jīng)驗，方可推測檢方可能采取的行動，目前任何基于有限媒體報道做出的分析都是不成熟的。

當然，不排除最后還是以檢控雙方達成認罪協(xié)議的方式結案。但考慮到檢方在這個制度中極大的優(yōu)勢以及被告經(jīng)濟能力不足以支付高昂律師費這兩個基本前提，被告所受的刑罰，可能是美國刑事司法制度所給予的上限。

□游天龍(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司法研究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