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家

7月5日上午8時許,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高蒙河,開會前習慣性地把手機調至關機狀態。臨近中午會議才結束,一打開手機的他頓時蒙住了,屏幕上如雨點般密集彈出的消息顯示:張忠培先生在北京去世。

頭天晚上,高蒙河在完成張忠培先生晚年關于中國考古學思考的3卷書稿的編選、校訂后,在作者生平履歷中寫下(1934年——),打算把新大綱交于先生批閱做最后修改。

此前幾天里,這個吉林大學考古專業85級的碩士畢業生,還在心里盤算著,要在一個月后的8月5日張忠培生日那天,舉辦一個小型的學術研討會,作為對先生65載學術生涯的總結。

9日下午,坐在開往北京的高鐵上,高蒙河又想起了之前準備在研討會上說的一段話:先生從1952年進入新中國第一個考古班開始,一直在求索中國考古學之道的實踐和方法,最終形成了“中國考古學之道理論”。

考古學自誕生以來已有200年的歷史,1921年從西方傳入中國。面對這個學術上的舶來品,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張忠培在內的幾代考古人不停地思考著,如何把國外考古學的一般技術、方法和理論與中國考古學的實際相結合,闖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道路。

最終,張忠培從考古發掘出的小小陶鬲中找到了答案。這個有著3個中空袋狀足、腹部微圓的陶器,因其在中國獨有、器形發展鏈條完整,被考古學界稱作“中國歷史的活化石”。

幾十年里,張忠培一門心思地琢磨著這個出現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器物,最終完成了始自于老師蘇秉琦的陶鬲研究。他在著作《中國陶鬲譜系研究》中,通過梳理這一器物的演變過程,讓一幅幅上古史畫卷和先民生活圖景變得鮮活可見,塵封在黃土和史書中的中華五千年歷史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高蒙河向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這樣解釋先生的研究成果:“這種具有中國化視角的研究,意味著中國考古從亦步亦趨使用西方方法,發展到融合中西進而形成自己的理論框架。”

65年的田野考古中,張忠培踩過陜西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墓地的泥土,觸摸過浙江杭州良渚文化遺址挖掘出的文物,走過華北、東北及內蒙古東部歷史文化區的土地。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他的足跡拼接起來,幾乎就是一塊中國考古遺址版圖。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陽考古隊領隊許衛紅認為,老師張忠培對中國考古事業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在考古實踐和學術研究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考古學“三論”——“譜系論”發展了蘇秉琦的“區系類型論”,已成為考古學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國家論”豐富了蘇秉琦的“文明論”,形成了重構中國古今社會的新學說；“文化論”總結了中國文化從多元一體到統一多元的關系,提出了“傳承、吸收、融合、創新”是古今文化演進規律的新觀點。

這些理論的提出,在高蒙河看來,“先生不再是考古專家,而是考古大家”,這個“大”字,體現在張忠培濃縮了中國近百年的考古史,完成了中國考古大題,為中國考古學建構了屬于自己、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體系,未來將引領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將中國考古事業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