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縱火案發生后，家政行業監管與權責規范化是時候正視了。

杭州保姆縱火案激起的輿情漣漪仍未平息，深圳一雇主家“半夜搶孩子，還詭異一笑”的怪保姆又刷了屏。據媒體調查，該保姆有精神病史。當事家政公司表示很“冤枉”，稱簽合同時，按照程序給她進行了完整體檢，并沒有發現什么問題——但體檢中不包括精神類疾病檢測。

類似事件此前也有發生：2014年南京一保姆半夜精神分裂癥發作狂砍雇主，其中老太太被砍成九級傷殘。2015年義烏有保姆在雇主家多次想跳樓自殺，最后查出是精神疾病。

患精神疾病者，顯然不適合從事家政服務。保姆、護工、學校和幼兒園工作人員，都屬于特殊崗位從業人員。現在托幼機構就普遍實行了精神疾病篩查，有精神病患者、有精神病史者不得在托幼所做護工，保姆行業也可參照類似做法。實際上，《江蘇省家政服務行業管理規定（試行）》就規定：患有精神病的人員不得從事家政服務工作。

可在當下，未將精神類疾病篩查納入家政從業人員資質審核的家政公司，多不勝數。

不篩查精神類疾病，缺乏從業檔案征信系統，甚至就連有無暴力犯罪前科等基礎性背景資料都不核查——家政行業的亂象，總在極端個案發生時進入輿論“射程”，卻又在案件輿情熱度降溫后迅速退出公共視野。到頭來，問題迭出，但癥結依舊。

“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有病就得盡早吃藥。特別是在我國家政行業市場規模已達到兩萬億元，保姆縱火案又誘發家政行業信用危機的背景下，對癥不下藥，只會養癰遺患。

就進入門檻而言，家政行業無疑該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明確哪些人該禁入；就前置性的健康情況把關而言，家政公司有必要進行精神疾病篩查，可通過要求從業者書面承諾，并詢問對方鄰居和家人等方式篩查，而不是全憑從業者主動填寫“過往病史”。

今年4月，全國婦聯原副主席甄硯就呼吁，盡快啟動家政法律法規立法程序，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政府、非政府組織、家政企業、雇主和家政服務員的法律地位和責任義務，研究推動《勞動法》在家庭服務勞動關系中的落實。如果說，這在此前仍是“懸浮呼吁”，那保姆縱火案發生后，家政行業監管與權責規范化是時候正視了。

誰都不希望看到，家政業野蠻生長之下，“保姆”群體因個別害群之馬而集體背鍋，家政行業也因極端個案而遭遇危機。是放任自流，還是行業性洗心革面，關乎整個家政行業的長遠發展。（仲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