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之物：營造詩意生活空間

我在《“物”的崛起——前現代晚期中國審美風尚的變遷》一書中曾提出，明清文人生活美學的要旨，在于用“物”來創造一種審美化、藝術化的日常生活空間。生活本身被他們視作施展才華、表現情致、體驗美感的“作品”。這一作品追求的生活情境是“過目之物，盡是圖畫；入耳之聲，無非詩料”（李漁《閑情偶寄》）。

明宣德銅爐

“清玩”自然成為如詩如畫的生活情境的重要構成元素，其品色、形制和位置陳設，都被放置在生活的時間之流和空間布局中精心擘畫。由此，“清玩”也被賦予濃烈的抒情性和表現性。明清之際的沈春澤在為文震亨《長物志》所作的序中說，收藏和鑒賞“清玩”的雅好，“于世為閑事，于身為長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但對反映或洞察一個人的才、情、韻來說，卻必不可少。李漁更進一步指出，器玩的選擇與陳設，在才華和情趣之外，還事關胸中韜略——人若能在位置“清玩”時充分施展才略，“使人入其戶登其堂，見物物皆非茍設，事事具有深情”，那他也一定懷有廟堂經濟的潛質。

從這種意義上說，美就成為貫穿明清文人修身、齊家甚至是經世的價值理念。只要擁有“一段閑情，一雙慧眼”，無生命的物就能充盈勃勃的生機，現實功利世界也會轉化為有情世界。這生機與情趣，自然源于依照美的理想和藝術的法則來營造生活空間的實踐。就這一時期極常見的折花插瓶來說，袁中郎《瓶史》曾謂：“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疏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為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這諸多的機宜與禁忌，正是明清文人審美鑒賞力與藝術創造力在生活實踐中的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