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前任蘇富比亞洲區主席朱湯生（Julian Thompson，中）于香港成立亞洲辦事處并于文華酒店舉行首場拍賣會，那是香港當時唯一國際拍賣行，公司當時只有員工三名。

在看慣了今天風風火火的藝術市場，很難讓人想象藝術市場也曾有非常低迷的時期。佳士得中國瓷器及工藝品部主管曾志芬在1992年進入倫敦佳士得時，正趕上市場最困難的階段。“90年代初佳士得已經是第三次裁員了。”曾志芬告訴記者：“在93年的春天，那個時候所有人的臉都是拉長的。雖然在這之前我們曾經歷過八十年代末的輝煌，拍過梵高，紀錄一次次被刷新。然而到了90年代初卻出現非常難熬的局面……后來慢慢能有所緩解，完全有賴于亞洲，特別是香港市場的發展。”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中國，曾志芬也于同年來到香港佳士得。回憶起初到香港時的情景，曾志芬說：“97年趕上香港回歸，那時候市場里資金比較充裕，但因為政治、經濟以及各種不確定因素，觀望的情緒很濃。年底又遇到亞洲金融風暴，所以在當年的拍賣會中，現場雖然人很多，可沒有人舉牌，大家都沒心情，導致很多拍品流標，情況非常凄慘。”

1986年，佳士得在香港首次舉辦了拍賣會，圖為當時的拍賣圖錄。

2000年，清乾隆粉彩花蝶紋如意耳尊以3，300萬港元成交，刷新了當時中國瓷器世界拍賣紀錄。

1997-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橫掃過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日本和韓國、中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但香港在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下，驚險地保住了幾十年的發展成果。此消彼長之下，香港位于東亞地理中心，自由港和高效法制社會的優勢逐漸突顯，兩大拍賣巨頭佳士得和蘇富比也在1999年和2001年先后將亞洲總部從臺灣移至香港， 此后，香港開始成為輻射全亞洲的拍賣中心。

雖然中心地位逐漸明確，但香港的二級市場并未因此而有所起色。“1998至2002年香港藝術品二級市場仍在灰暗前行，真正的拐點出現在2003年的SARS結束之后。”曾志芬回憶道：“2003年的春拍因為SARS由4月延期到7月，非典結束后很多人跑來看預展，包括很多從內地來的新客人，似乎大家都有種坐牢后被放出去的感覺，此后，藝術市場就一路昂揚向上。”

2006年，張永珍以1.51億港元，拍下胞兄兼名收藏家張宗憲的清乾隆御製琺瑯彩杏林春燕圖碗，引起香港全城熱話。

對于2003年的“拐點說”，佳士得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國際董事張丁元同樣表示認可。2004年，佳士得提出打造香港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的概念，同年張丁元由臺灣赴港坐鎮。對于當時佳士得為什么會認為香港有條件被打造成“亞洲藝術交易中心”？ 張丁元認為，“當時的亞洲，不管是中國或亞洲藝術市場都很明顯有一種比較穩定的成長，而這個項目開始的時候，便是想一步一步來整合亞洲藝術資源，因為當時亞洲藝術史是獨立的，但它的價值卻沒有被市場認定。”他覺得反而有三件危機造就了香港“亞洲藝術品交易中心”的地位：911，非典及金融風暴。“拍賣市場跟現況市場是相反的，有一個現象是，成熟的藝術市場遇到了這個短期性問題的時候，不少人都知道很多東西是低估的，所以或者最好的東西，然后最便宜的價格買入，當很多人都這樣想時，拍賣市場反而是上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