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作為民國四大才子之首，他的《再別康橋》驚艷了世人。而這首詩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10號上。

由徐志摩一手籌辦的《新月》月刊，以及與胡適一起籌建的新月書店，給中國現代文學史打下一枚不可磨滅的烙印。

九十年前的7月1日，新月書店在上海隆重開張。值此之際，2017西泠春拍特別呈獻徐志摩一封致郭嗣音未刊信札，以志紀念。這封信札也會在7月1日開始的上海預展上與大家見面。

此信的上款人郭嗣音為海寧名醫，徐志摩老鄉。據海寧著名藏書樓衍芬草堂主人之后蔣啟霆回憶，郭父郭頌音、徐父徐申如均為海寧宜園茶館的常客。徐志摩此信，是對郭嗣音請托的覆信。想來，當是郭氏意欲在上海有所作為。因之，徐志摩試圖請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幫忙，并如郭氏囑咐應付衛生局，還打算請名醫陸仲安作介紹。（陸仲安，安徽徽州人，海上名醫，曾為孫中山、胡適、林紓治病，胡適曾為題《陸仲安秋室研經圖》。）

信件使用新月書店編輯所稿紙，表明此信當作于1927至1930年間。另外，徐志摩寫道“四方多難，乃有瑞征”，亦有利于判斷此信的時間。

新月書店由胡適、徐志摩創辦于1927年，因為到1927年上半年的時候，原北京新月社的主要成員，胡適、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余上沅等齊聚上海，和此時也在上海的梁實秋、葉公超、潘光旦等重新組合成了一個團體。這個新團體，從他們后來的行為——創辦新月書店、《新月》月刊——來看，完全可以將其視為新月社的延續。在新月書店存續的6年時間（1927—1933）里，共出版了百余種圖書，包括徐志摩《志摩的詩》、陳夢家《新月詩選》、梁實秋《罵人的藝術》等著名文集。

其中，徐志摩為書店靈魂人物，出力尤多，亦是他天妒英才、英年早逝的生命末期中不可或缺的一筆重彩。以至于徐氏意外去世后，原先風光無限的新月書店即于不久后停業，嗣于兩年后盤給商務印書館。

關于新月書店如何創辦，在什么時候創辦，什么人創辦等一系列問題，留下回憶最多、記述最詳細的應當是梁實秋。他在《談徐志摩》一文中，這樣寫道：“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北伐，占領南京，當時局勢很亂，我和季淑方在新婚，匆匆由南京逃到上海，偕行的是余上沅夫婦。同時北平學界的朋友們因為環境的關系紛紛離開故都。上海成為比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這地方。‘新月書店’便是在這情形下在上海成立的。新月書店的成立，當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過兩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元。……”

上文中所提到的“上海成為比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這地方”，八成也是郭嗣音想前往上海發展的原因之一。

從信中，我們不難發現徐志摩的言簡意賅和邏輯清晰。短短兩頁紙，首頁意在回復郭嗣音請托事宜，極可見徐氏待人的熱誠；第二頁便在于用敘家常的方式盡顯其皆知人情世故的高情商。信中對于此番下雪，徐志摩認為“江南不得佳雪既有年矣，我鄉詩翁定然著忙，不知有何雅趣？”，請郭氏告知故鄉雪后雅事。對于自身情況，則認為“惟知迎送遠客、奔波執教”，“無善況為鄉人道也”。

此通信札字跡清晰，保存完整，來源可靠（由其家屬友情提供），且所用信紙具有明確的年代標識性，實為難得一見的收藏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