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化尚通

我想講一講尚化、尚通。中國早就提出了“化”的觀點，在《尚書》里面已經提出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切什么事情碰到釘子，無計可施了，這就叫做“窮”，你就要變，之后你就有了道路，可以維持下來了。到了莊子的時候，更喜歡用的是“化”，與時俱化，化和變相比，有些悄悄發生變化的意思。所以，我們不要認為中國人講仁義道德，又講一和同，中國人的思路很僵硬。不是這樣的，中國人其實一點也不呆板，可以變啊，而且中國人承認有多種多樣的選擇。孔子說：“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這個地方有道理，那么我就聰明；如果這個地方不講道理，那么我就愚蠢。孟子的說法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如果我沒有條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條件了，那我就為天下百姓和君王效勞，這是孟子的說法。孫子說：“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永遠不讓自己變成殉葬者。孟子說：“孔子圣之時者也”“伯夷叔齊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伊尹是任勞任怨，完成實際任務的。柳下惠是很和睦，好說話的人。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只要有活兒他就做，不管級別和待遇。

那么，“圣之時者也”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為孔子生活的時代千變萬化，民不聊生，國無寧日，孔子如果不隨時調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話，他早就滅亡了。孔子尤其有一句話，讓人看了心里面一動，他說：“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我的選擇更加寬泛，沒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沒有什么一定不可以。孟子講過孔子一個故事，說他在一個地方當官，因為君王對他實在太好了，所以孔子認為自己的仁政可以實行。但是一次在祭祀的時候，用于祭祀的好肉沒有拿到，孔子一怒之下就辭職了。別人和孟子討論，說孔子太小心眼了，如果肉沒到，那么再等會兒，好肉就送過來了。孟子說，你們不明白啊！孔子是因為君王對他態度太好，他不能對不起君王，所以才答應在這里做官。結果過了一段時間后，他覺得在這兒不能實現他的理想，那么他就要走。說是由于仁政不能實現才走，那矛盾就激化了，所以他就找一個借口，說是肉正好沒來，所以官沒法當，就走了。大家也不會去責備這個國家的君王，緩和了矛盾。孟子有很正義的一面，但是也還有這種很世故的解釋。

中國的思想理論是要想辦法走“通”，老子、莊子更是主張以退為進，以弱勝強，以無勝有。老子甚至主張，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僵強是死亡的特色。

重視養生

中華文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重視養生，尤其是道家，把養生看作是人生核心價值之一。其實孔子沒有專門講養生，但是很多說法也是講養生的。比如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孟子也不是不注意這個，他講究的是“居移氣，養移體”，影響人的體態、氣質、精神狀態。孟子認為理想的小康社會是大家有足夠的土地，然后50歲的人可以穿上絲綢做的衣服，70歲以上的人可以吃上肉，孟子十分重視民生。同時，老子提出了“無死地”的概念，人因為進入了死地，所以才會死亡。老子說：“蓋聞善攝生者，陵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攝生就是養生，有凝聚的意思，能夠把自己的生命凝聚起來。這樣的人，在陸地上走碰不到犀牛、老虎，在軍隊里面走，碰不到武器。碰到這樣的人，犀牛沒有地方用它的角，老虎沒有地方下爪，士兵沒有地方用兵器，這就是人不應該進入死地。說起來很簡單，很有道理，就是危險的地方不要去，惡劣的習慣不要有，如果酗酒，就是進入死地了；和黃賭毒發生了關系，也是進入死地；貪污腐化也是死地，自取滅亡。莊子還說：“善其生，善其死。”活著的時候要好好活，死的時候要好好地死，充分認識到大自然的規律。莊子這些話都很令人感動：“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一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塊就是宇宙，要活著就要辛辛苦苦干活，稍微安逸一些，年齡已經大了，死就是休息。對死看得最開的就是莊子，他有很多名言。

孔子最有意思的是講究吃飯的規矩，十分認真，說明了他對健康的重視、對食文化的重視，也說明了他對此岸、現實生活、活在當下的珍惜。孔子有很多講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人吃得再多，不能夠把自己吃東西消化能力壓倒，這樣就不好了。孔子說得如此正確，越是好東西，不能讓它把人壓住，人要壓住它。

中國有一種特殊的說法，把儒、釋、道、名、法、陰陽都能混合起來，化為一體。我去美國的次數比較多，有的時候和他們聊起中國，外國人對中國人的了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allmixed”，所有的都混合在一起。我上世紀80年代去的時候，還沒有這種觀念，一直到90年代、新世紀，大學教工食堂會宣布，今天有中國菜。一看，大雜燴就是中國菜，肉片、土豆片、胡蘿卜片都混合在一起。他們認為中國的特點是混合。司馬遷的父親就說過：“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天下大道是一，但是人的考慮卻有100種，歸宿是一，但是道路途徑有很多，關鍵是一而生多，多而歸一。

北魏時期由于佛教盛行，已經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張，到了唐代，這種主張已經被很多人所接受。合一混一的主張，一方面養成了學理上馬馬虎虎、不求甚解、不講求準確性嚴謹性的毛病，另一方面其實解放了接受某種主張的信仰者的頭腦，擴大了某種學派成員的選擇空間，同時弱化了不同學派乃至不同信仰、不同宗教間的價值爭拗與文化沖突。至于中國民間，這種類似“三教合一”的現象多有所見，天真可愛，莫名其糊涂。從好的一面看，中國人想辦法把不同的道理、學派放在一起解釋，不但是命運共同體，而且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體。

（本文為王蒙日前在上海圖書館的講座，王培茗記錄，王蒙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