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余姚河姆渡考古發現轟動世界，400平方米的古糧倉內堆放著120噸稻谷。世界考古史記載，最早發現水稻的記錄是印度和泰國。河姆渡的發掘改變了這一記載，出土的水稻距今7000年，比印度和泰國都早，河姆渡因此被稱為“古代水稻圣地”，稻谷首先由印度和泰國發現的歷史被改寫。日本人更是把河姆渡奉為“世界水稻圣地”。

然而“圣地”正在被世俗侵蝕：河姆渡遺址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僅4戶人家，到20世紀80年代已繁衍成兩個村莊40多戶和3個工廠，轟動世界的遺址正在被蠶食。

一個省文物局局長，沒有決定行政區域搬遷的權力。毛昭晰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突然，他想起對文物很重視的老省長李豐平，遂登門拜訪。

聽了毛昭晰的匯報，李豐平坐不住了：“走，我們一起去看看。”

現場座談會召開了。會議決定，遺址現場的村莊和工廠限期搬遷，經費由省、市、縣三級財政解決。更使毛昭晰振奮的是，就在這次會上，他關于建立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建議得到通過。

1993年，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建成并對外開放。

1986年某日，一位長者走進毛昭晰辦公室，遞上了一封由紹興四位社會賢達聯合署名的《為保全紹興市秋瑾紀念碑的緊急呼吁》。

讀罷此信，毛昭晰眉頭鎖緊。

紹興，一個具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在城市化浪潮中，古城的文物也面臨危機。秋瑾紀念碑矗立在紹興市中心的解放路上，有人認為妨礙交通，市里決定搬遷。消息一出，輿論嘩然。

投書者是邵鴻書，紹興稽山中學校長。“秋瑾紀念碑不能拆啊！”老人對毛昭晰說。

“絕對不能拆！我一定不讓他們拆！”毛昭晰堅決地說。

送走老人，毛昭晰撥通了當時正在紹興市有關領導的電話。但得到的答復是紹興市長辦公會議已作出決定，搬遷恐已無法避免。

情況緊急，刻不容緩，毛昭晰馬上驅車奔赴紹興。

毛昭晰找到紹興有關領導游說，陳述的理由很充分：秋瑾是全國景仰的民族英雄，她遇難后，靈柩和墳墓11次被遷，這樣一位為民族犧牲的烈士，不能讓她的遺骨都不得安寧。秋瑾1907年被清政府殺害后，是周恩來總理的姑父王子余先生提議為其立的碑，1930年建成的紀念碑就立在秋瑾的“正命之處”——她就義的古軒亭口，蔡元培寫的碑文，手書碑文的是著名書法家于右任。

這樣一座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教育意義的文物，絕對不能拆。

有關領導解釋，搬遷是為了市民出行更方便。秋瑾就義未必就是現在的軒亭口，遷移是為了更好保護。毛昭晰則堅持：秋瑾就義的地點，紀念碑碑文寫得清清楚楚，是秋瑾的“正命之地”。秋瑾是革命先烈，我們后輩要對得起這些先烈，保住秋瑾紀念碑就是保住中華民族的正氣。

毛昭晰通過各種途徑做工作，回杭州后又火速給紹興市發函，制止搬遷。一系列工作終于產生效果，秋瑾紀念碑保下來了。

毛昭晰保護秋瑾紀念碑的事傳開后，在文物界反響強烈，在紀念秋瑾逝世10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山東大學教授郭延禮、長春師范中文系教授郭長海當著全體與會者的面，起立向毛昭晰鞠躬致敬，表達他們對為保護文物作出重要貢獻者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