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打工的塘山村老鄉一起聚會

二

在浙江東陽的工具廠，陳德才感受到了久違的幸福。工廠提供一個大蒸柜，一到飯點，各家各戶把米淘好再放進去，米熟了，宿舍樓香氣四溢。

他和妻子住7平方米的宿舍，就著玉米吃飯。一個月能掙3000多塊，“再撐幾年，等到小兒子讀完大學，日子就好過了。”他總這樣想。

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打碎了他的設想。電話那頭是女婿顫抖的聲音，陳德才在注塑機嗞啦嗞啦的轟鳴聲里聽到了噩耗，38歲的女兒沒了。

他和老伴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趕到貴陽，一路坐腫了腿、哭腫了眼睛。老兩口說不清女兒是怎么死的，只知道是意外中毒。到了停尸房，陳德才才想起來，自己有好多年沒見過這個懂事的大女兒了，她的臉還是胖胖的，皮膚黃了，身體有些部位腐爛了，眼睛閉著，永遠也睜不開了。

因為結婚，女兒前些年放棄了深圳的工作，去了丈夫的老家。可生下孩子后，迫于生計，夫妻倆又齊刷刷跑到貴陽，女兒在一家酒店洗床單被套，女婿在幾十公里外的工地上班，幾個孫子留在女婿老家。

想到這些，陳德才突然很心疼女兒，他說，他分明在女兒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看到了曾經那個為了生計四散分離的家。

他想恨女婿，為什么要把女兒帶到貴陽，留在深圳也許女兒早就當上白領了。可他恨不起來，女兒女婿的每一步都迫于無奈。身為父親，他不能勸女兒不要回老家結婚，他更不能勸女兒不去貴陽打工，從始至終，他“幫不上一點忙”。

失魂落魄的夫妻倆回到浙江。他的假期有限，再不回去工作也要丟了。只是妻子的狀態實在糟糕，自從看到女兒火化前的樣子，就一直神神叨叨，陳德才沒辦法，只能盼著醫生開的“那種最便宜的藥”，藥效能好一點。

他的愿望落空了。一個午后，宿舍的工友找到他，說妻子發瘋了。他順著指引，跑到后山去找，發現披頭散發的妻子在樹林里亂竄，毛毛蟲、飛蟲還有叫不出來名的蟲爬滿手臂，妻子齜牙咧嘴地對他笑著。

陳德才哭了。打工這么多年，這個老人第一次哭得那么傷心。

那一年，倫敦奧運會成功舉辦，神舟九號一飛沖天。可這些熱鬧都與他無關，也與丁成松無關。從深圳回來后，丁成松生活的半徑越來越小，最后只剩下村里的房子和三畝多的土地。

心臟的疾病有所好轉后，他迫不及待地跑到縣城，重操舊業。可才登了幾次電線塔，他的腰部就開始絞痛，尿出血，還時不時發燒。去醫院一檢查，他兩眼一抹黑——腎結石。

妻子前些年患上了嚴重的乳腺增生，干活成了難題。有時候早上，躺在床上的兩個人身子都痛，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破洞的天花板，沉默良久，丁成松起身，慢慢走出去干活。

拿到診斷書的那天，他忘了參加孩子的家長會，老師打電話問，他一股腦兒說了。結果第二天，本該在學校待著的老大跑回家了，對躺在床上的丁成松說，“爸爸你沒事吧。”說完，拿出80多塊錢，說是找全班同學借的，死死塞給丁成松，要他拿去看病。

對著天花板，丁成松無聲地哭了。

他開始徹底地害怕變故。一場持續的咳嗽、一次鉆心的胃絞痛都讓他擔心得整宿睡不著覺，他不敢出去打工，可守著這塊土地也掙不到錢，擺在他面前的，是無解的命題。

越來越多的人從各地返回。丁成松才意識到，原來老鄉和自己一樣脆弱，“一個變故也承受不起。”

有個老鄉被騙去了新疆打黑工，每天天不亮打著手電就去種棉花。當初，來招工的老板在塘山村信誓旦旦，“一個月3500元”。可真到了那里，一分錢不給，十幾個老鄉被分到了好幾個組，周圍都是說方言的外地人，互不認識，“謹防造反”。

他不服氣跑去理論，“為啥不發工資啊！”

“你要錢還是要命？”對方直接掏出了刀子。

一年后，他坐上了返鄉的火車，手里被塞了幾個硬如磚頭的饃。他吃不下，餓著肚子到了家，把饃扔給狗，發現連狗也不吃。

這個老鄉后來幾乎再沒出過遠門了。他說，“我只相信我自己。”

他的弟弟隨產業轉移到了浙江。有一年，突遭母親去世，弟弟去找老板商量，想結清這幾個月工資，回家奔喪。但老板拒絕了他，“要么干滿一年，現在走一分錢沒有。”

他快給老板跪下了，假期還是沒有請下來。車間里的工友默默地聚在一起，你給一點，我湊一點，這個中年漢子的路費和喪葬費就這么湊了出來。回去的路上，他發誓，“一定要離家近一點，最好早上知道事，下午就能回來的那種”。

可奔完喪，他還是回了浙江，離家近又合適的工作他沒有找到。

陳德才覺得，自己的性子在外面的幾十年被一點點改變了。他看到了太多無奈、太多心酸，看到了太多農民工的默默隱忍和麻木悲傷。

最早在深圳時，曾有一個同鄉得了重病，幾乎所有貴州籍的工友都發動了捐款，最后，他們湊了8000多塊錢醫藥費。可人終究沒留住。

塘山村村民楊錦云在各個工地干了好幾年，他印象最深的，莫過于每次出了事故，附近的民工總會很快聚起來。關系好點的，商量著買點水果去醫院看看，不熟的，就抓緊時間問問出事是咋搞的，哪個步驟弄錯了。

交流結束，總有人補上一句，“要小心”。

第二天，這些民工都不會出現在工地了。大家已經養成習慣，出了事，一定會有調查取證商量賠付一堆事兒，工地的活兒一停就是好幾天。

沒有人等得起，過了一夜，還要重新去尋找新的工地，直到出事的工地再次召喚。

那時手機還沒有流行起來，很多老鄉遭遇了變故或者產業轉移，前后腳離開了所在的城市和成群的老鄉，卻沒留下聯系方式。人一走，線也就斷了，400人四散在全國各地，好多人幾十年間再也沒見過了。

他記得，電視里有人說過，“農民工在大城市里打工，干的是工人的工作，過的卻是流浪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