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萬戶牽掛的高考將至。不少考生家長為了方便,早早就在考點附預訂好賓館。然而,記者走訪發現,近半考點附近賓館價格飆升,漲幅高的達到平時價格的3倍左右。對此,湖北省物價局回應:酒店賓館經營者應當明碼標價,不得趁高考期間在經營成本沒有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大幅度提高價格,違規者最高可處50萬元罰款（據6月5日《新快報》）。

無論如何強調“禁止”，還是揮起50萬元的處罰大棒，這些年每逢高考，考點附近賓館、酒店乃至餐飲服務業借機漲價，早已是商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慣例”，正如記者實地調查所發現的那樣，不但漲聲一片，“漲一半”是對考生家長的“仁義”，有些賓館酒店的住宿價格甚至翻了幾番，更有以“恢復原價”為名行大肆漲價之實的蓄意欺詐。而對于很多考生家庭而言，孩子高考是家庭的一次“重大事件”，沒有任何一位考生家長會在孩子高考的問題上掉以輕心，既會盡可能選擇靠近考點的酒店住宿，更不會在意住宿費用的高低，而為了不給孩子考試添堵，既便明知酒店存在欺詐消費，往往也會選擇忍受。總之，寄希望通過考生和家長舉報賓館酒店高考期間的違規，顯然很不現實，監管部門必須通過明察暗訪的方式主動出擊。

古往今來，在我們的傳統道德觀念中，社會對“趕考學子”既充滿敬佩、愛護，又將其劃歸“窮困”的范疇，主要是因為求學既艱苦又不能種地經商掙得收入，完全依靠家庭的供養和資助，只有“考取功名”之后才能前途無量。因此，對于趕考的學子，無論市民百姓還是開店商家，都是能幫則幫，尤其是開店商家，對于“趕考學子”在給與很多熱心幫助和提供優質服務的同時，非但不會“漲價”，反而能減則減能免則免。在古代的商業倫理中，“誰的錢都可以賺就是不能賺‘秀才’錢”，也就成了約定成俗的商業道德。實際上這既是對讀書人最樸素的尊重，更是基于民間道德立場對國家的一種責任宣言。

很顯然，在高考期間賓館酒店通過漲價或變相漲價甚至欺詐手段，把牟取暴利的目標針對“趕考學子”及其家庭，不但有悖傳統商業道德倫理，更是及其令人不齒的違規違法，也是對國家和社會及其自私的見利忘義。盡管各地政府監管部門在每年的高考來臨之際，都會三令五申的強調不得趁高考期間在經營成本沒有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大幅度提高價格，并且給出了“天價”處罰標準，但鑒于高考和考生的特殊情況，不僅真正受到查處的違規酒店鳳毛麟角，高考期間賓館酒店的住宿費用漲價是“沒有最高、只有更高”，且已經成為“常態”。

平心而論，針對這些年來賓館酒店借高考之際違規亂漲價現象，各地政府監管部門不但有案必查，打擊和處罰的力度也是不斷加大，之所以收效不明顯，在筆者看來，除了查處不易，家長為不給孩子考試添堵選擇忍讓缺乏舉報信心之外，更在于整個社會商業道德倫理的全面潰堤，在商家的心目中，當“誰的錢都能賺，什么錢都能賺”成為普遍“商業共識”之后，最基本的商業道德倫理就已不復存在。顯而易見的是，現實社會中，不僅賓館酒店會趁高考之際瘋狂漲價，針對老人、兒童等特殊弱勢消費群體的策劃營銷手段更是花樣百出，毫不手軟。如果只強調結果上的嚴懲重處，而忽視商業道德上的引導和重塑，“買的沒有賣的精”，暴利驅使之下總會有商家不擇手段，而且打擊處罰之后更避免不了反彈。

因此，政府相關部門不妨“軟硬兼施”，一方面嚴懲重處，對商業違規始終堅持“零容忍”態度，一方面積極引導和重塑社會商業道德，某些領域，對某些行政違法懲處所產生的震懾力，并不比道德的約束力更強，讓賓館酒店經營者對高考期間趁機漲價等違規行為，從內心深處產生“不可饒恕”的恥辱感，整個社會和商業市場或可變的更誠信，更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