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當時行情好，養殖場開始運營的時候他也信心滿滿，以為自己要開創一個藍海行業，但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意料。

“這東西不能隨便賣的。”在與紅星新聞記者的通話中，阿勇無奈地說。

在鸚鵡的養殖過程中，除了一般的《工商營業執照》、《動物檢驗檢疫證之外》，還需要辦理《馴養繁殖許可證》，而這些證只是合法養殖的必需，“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養的鸚鵡只能賣給有《馴養繁殖許可證》的組織或個人。”

賣不掉就放生？“也違法”

按照之前的設想，買來的鸚鵡開始下蛋繁殖是一件喜事，但如今看來，這是一件讓他頭大的事，“我一看到鸚鵡下蛋就害怕，因為這意味著我要給它們騰地方、增飼料，發愁人。”

現在阿勇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他有時也在想，如果以后沒錢運營養殖場了，就干脆把鸚鵡放生了算了，“每年30多萬的費用，如果不盈利我堅持不了多久。”

但查詢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之后，阿勇“崩潰”了：因為人工養殖的鸚鵡不具備野外自主生存的能力，法律規定，放生鸚鵡等同遺棄，也是違法的！

阿勇至今搞不懂，為什么一個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被大力提倡人工馴養的動物，在合法的情況下，想以它獲利會如此之難。

對于未來，阿勇很茫然，他不知道以后會怎樣。但清楚的是，以目前的情況，他也撐不了多久了，“哎！走一天看一天吧，既然已經入坑了，怎么可能輕易就跳出去。”

紅星新聞實習記者 段睿超

專家觀點

“中國的《野保法》相對來講，比較粗線條，所以在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的認定中，就套用了國際公約或某些紅皮書的相關規定”

耗費人力物力關注外來物種，脫離立法初衷

在我國1988年通過的《野保法》體系下，保護動物的級別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調整。

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研究員劉慧莉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不過最新的《野保法》也有了相關的修正，對于物種的保護級別，五年就要調整一次。”

“這種調整，是需要跟最新的研究成果相結合的。”劉慧莉說，但在如何保護相關物種、在法律上給予什么樣的地位及保障，目前的法律中并沒有相關規定。

曾全程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2016年修訂的鳥類保護專家，中國高校動物協會聯盟(籌)、海口市野生動物協會秘書長李波，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說，在國際上，《華盛頓公約》的劃分是比較嚴格和清晰的，但在國內有所不同，中國的《野保法》相對來講，比較粗線條，所以在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的認定中，就套用了國際公約或某些紅皮書的相關規定，“這肯定就存在某些條款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和法情的情況。”

5月9日上午，正在美國參加世界動物博覽會的李波說，“在執法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不切合、甚至脫離了中國實際的情況。”

李波說，“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關注一個外來物種，這嚴重脫離了咱們立法的初衷。”

而對于類似王鵬所養的“錐尾鸚鵡”的保護，李波認為，這完全可以按照公約上邊的要求，監管其養殖、售賣等過程，不違反公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