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溪亭客話》 資料圖片

乾隆是中國歷史上以風雅自居的皇帝之一，他愛收藏和鑒賞，尤喜在畫上題詩、鈐印，原紫禁城所藏歷代古畫，大部分都留下了乾隆的墨跡，學者每謂其破壞了畫作。乾隆的題畫詩，也許并不具備多么高超的藝術水準，但卻是考察乾隆思想與情感的有效途徑。與一般題畫詩關注作畫者的精神不同，乾隆的題畫詩有很強的干預意識，他不關心作畫者的意圖，而熱衷于借題畫詩表達自己的思想與觀點。

作為入主中原的統治者，乾隆和他的皇室成員需要“優雅”的漢文化，但是又不甘心受漢文化同化。在實體上占有皇宮內大量古畫收藏的同時，乾隆把自己的意愿加于這些畫上。這些畫原本蘊含的士人精神，讓位于皇帝一己之好，甚至這些畫也成為宣揚皇帝旨意的載體。據筆者所見，乾隆讀畫時，其思想、觀點與原畫形成巨大反差的，莫過于山水畫。而乾隆對文人山水畫“隱逸”主題的改易，集中體現在文徵明山水畫的“御制”題畫詩中。

文徵明（1470—1559）是明代著名畫家。嘉靖甲申（1524）二月，文徵明來京第二年，作《燕山春色圖》。此畫在中心位置設簡陋的茅屋，屋內兩人對談。遠山腳下，畫幅的邊角位置，隱隱露出紅色的樓閣。畫的主旨是表達不勝朝廷應對、向往回歸山林的“市隱”情趣，即文徵明自題詩所云：“屋角疏花紅自好，相看終不似江南。”而乾隆以為：文徵明既已“待詔金馬門”，何以還要夢回江南？“東華塵愛軟紅酣，待詔金門衣脫藍。既憶江鄉味好，何來鵬翼此圖南。”他對“燕山春色”不置一辭，卻直接質疑心思淡泊的文徵明。他是頗不待見士人的山水隱逸觀的。

文徵明《琴鶴圖》中，主人山中隱居，門前白鶴駐足，友人攜琴來訪，文徵明自題詩：“流水高山堪寄興，何須城市覓知音。”已點明知己相會的地點在山水之中。而乾隆徑自將兩人會面的地點改為私人庭院，且將山中白鶴牢籠于庭院之內：“蕭齋綠樹蓋重陰，家事無他鶴與琴。”賓主寄托在高山流水中的“雅趣”被“家事”取代了。“家中”有鶴有琴，乾隆因之夸耀主人優裕的物質生活。“山水”不再是士人精神世界中的理想之地，而成了富足人家的家居所在，山水畫一變而為世俗生活圖景的寫照。

山水既已改變其歸屬，畫中的主人公，那些聽泉聽瀑、看花看山的“山中叟”“幽人”注定被重新安排事務，這事務均與“隱逸”無關。文徵明《溪亭客話》題云：“何人得似山中叟，對語溪亭五月涼。”山中人在飛瀑之下閑坐，文徵明對此不禁向往之至，而乾隆對山中人坐論“溪亭五月涼”則存有異議：“為愛泉聲滌垢思，不簮不履坐厜。山莊曾學斯人聽，卻愧中涓供奉隨。”（《御制詩》三集卷十二）在他看來，朝廷官員若有人學畫中人聽瀑，是要愧對朝廷供奉的。他解釋自己不愿意耗費時間在山中，因為他心中還裝有百姓。乾隆所作《聽瀑》詩云：“安得無事人，對之究無始。得句即言歸，勤民而已耳。”（《御制詩》三集卷二十八）因為有俗世的事務（勤民），所以不能做隱居之人。勤于民事是乾隆不贊同山水隱逸的一個原因，其中頗有一些自我標榜的意味。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記載，有明一代，士人喜用別號，以彰顯個人情懷。別號圖，即根據別號的用意作圖，一般都是應朋友之邀而作。畫作緊扣受贈者的“別號”，強調受贈者的情懷，表達彼此意趣的相知、相通。別號圖或虛構山水，或在實景之上加以適當虛構，有實有虛，亦實亦虛，以“隱居”的旨趣為主要內容。不喜隱逸的乾隆常在題畫詩中改變別號圖的隱逸主題。例如，文徵明曾經為好友張愷作別號圖，名之曰《一川圖》。張愷，字惟德，號一川。《一川圖》畫面的中心是一川河流由遠及近，江上帆影往來，暗示“回歸”之意。江岸是綿延低緩的山，山上是錯落的綠樹，臨江綠樹之下，是整齊的茅屋；茅屋是隱居士人的輻湊之地，三三兩兩的人出現在茅屋之中；遠處，是城墻的一角，濃密而又模糊的樹影之中聳立著紅色的高樓；城墻與高樓構成的城市景象處于畫幅左端的邊角位置，是畫中人物離違之地。文徵明借此圖表達好友張一川遠離城樓朱闕、放任江湖的人生情態。《一川圖》王穉登跋云：“入目多污濁，憐君操自清。”“獨有魚龍隱，更無風浪攖。”道出了張一川保持操守、選擇歸隱的用意。乾隆理應看到這個題款，但是他顯然視而不見，或故意不予理會，而徑自將自己的題畫詩加于城墻朱闕之上：“三篙新浪雨初足，一川春水縈淺綠。夾溪幾樹吐緋桃，隱約人家在巖曲。老翁課子事始耕，幸有數頃良田沃。韶華遍布澤及時，比戶已兆盈菽粟。披圖恍睹太平風，臥游神往心相屬。”文徵明山水畫的美景讓乾隆“臥游神往”，但原作“山水隱逸”的主題卻被他“太平風光”的想象遮蔽了。在乾隆的題畫詩里，畫中閑坐的士人被闡釋為鄉居的百姓，“山水”成為真實意義的“村居”之所，“高人逸士”不涉世事的談話被注解為父子相傳的“農事”講授。根據這樣的情境，乾隆憑空想象出一片良田，完全超出畫幅之外，由此擴展了“鄉野村居”的范圍，且用“農耕”生活取代了觀山觀水的隱逸之情。

不僅是對別號圖中的山水隱逸主題無動于衷，乾隆甚至對“別號”也反感。乾隆三十一年，他曾下諭皇子不能自起別號，詩畫落款亦禁用別號，因為別號是“師傅輩書生習氣”，意即皇子起“別號”，是受皇子的儒學老師的影響，是“書生習氣”的表現。在他看來，“別號”以虛名相尚，浮偽鄙俗，無裨實用。他自稱從未私取別號，只是雍正帝在他二十二歲時給他取號“長春居士”，他自己則從未用以署款題識（《清高宗實錄》卷七百六十）。

從上面的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乾隆以帝王之尊題詩、鈐印，旨在以他的解讀代替山水畫原作的旨趣。隨著乾隆的題畫詩被錄入《御制詩》，并在全國范圍內不加限制地刊行，乾隆對山水隱逸的態度逐漸影響到了文人臣子的詩畫創作。對此，乾隆也許會感到幾分得意。

（作者:羅軍鳳 系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