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乾隆內府不僅因誤判被動收藏、著錄了不少偽作，也因為乾隆的收藏標準寬泛而收藏、著錄了很多偽仿的作品。

《石渠寶笈》初編在凡例中稱：“是編所收皆古今名跡，雖或臨本逼真亦概置之次等，題疑俱仍其舊，而真贗自別（如次等書有二王、褚柳，次等畫有荊、關、董、巨）?！笨梢钥闯?，乾隆內府是把臨仿逼真的名跡偽本定為“次等”，并收錄進入《石渠寶笈》初編。

“石渠寶笈特展·典藏篇”之“偽訛考辨”單元展出的唐李隆基（傳）《楷書毛應知恤詔卷》與明代仇英（款）《蘭亭修禊圖卷》，皆是《石渠寶笈》初編著錄而定為次等的作品。李隆基是歷史上著名的唐代皇帝，仇英是明代吳門畫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乾隆內府定這兩件作品為次等，應該是已經意識到了這兩件作品并非李隆基和仇英的真跡。

明代書畫鑒賞家張丑指出：“鑒賞二義，本自不同。賞以定其高下，鑒以定其真偽，有分屬也。當局者茍能于真筆中力排草率，獨取神奇，此為真賞者也。又須于風塵內屏斥臨模游楊名跡，此為真鑒者也?！鼻〉脑~臣張若靄“自負鑒別所得獨真”。乾隆時期的陸時化對真偽也分外關注，專門寫文披露造假的手段。歷代收藏者一般都重視真而佳的作品，例如安岐在《墨緣匯觀》中特別注出真而佳的作品。收藏家對真而不佳的作品也比較重視，而對偽作一般都排斥在著錄之外。但偶爾也有例外，例如錢泳認為真妙為一等，妙而不真為二等，真而不妙為三等。但這樣的例子較少（清錢泳《履園叢話》）。

像唐李隆基（傳）《楷書毛應佺知恤詔卷》與明代仇英（款）《蘭亭修禊圖卷》這些被定為次等的明代及其以前的書畫，一般皆是被乾隆內府認定的古代偽作。那么乾隆內府為什么要收藏偽作呢？

乾隆在《無用師卷》上題：“其為贗鼎無疑，惟畫格秀潤可喜，亦如雙鉤下真跡一等，不妨并存”，并沒有篩選掉這件偽仿之作。詞臣則題“具仰睿賞之有真，而即此規仿精良者，亦登次等，道無棄材，義有差等”，稱贊皇帝善于區分等級，保存了品質精良的臨仿之作。乾隆題宋夏圭畫《月令圖冊》：“余則因密之隸轉，不能不疑圭畫之亦贗矣。惟諦觀其結構神韻亦非后世庸史所及，或明初高手追摹圭法為之，亦可存而不擯，若竟以為夏圭真跡則不可。”乾隆內府收藏了幾卷明人臨摹的馬和之《詩經圖》，也常常稱這些作品“當是好手臨摹”“高手所摹”。顯然，因為乾隆內府珍惜高手的成果，認為明代臨摹作品有比較高的藝術水準，所以對以上這些摹本“存而不擯”。

乾隆內府重視假托大名頭的元代之前的古書畫。在款署為盧鴻的《草堂十志圖》卷上，乾隆題：“此乃紙墨完好如常，謂為必出浩然之手，其然豈其然乎。因諦視其畫法與李公麟山莊圖絕相似，是卷縱或仿作，亦非公麟不能。夫龍眠真跡已不多見，即非真盧而得真李，亦不啻買王得羊矣。又何必復計其名之逸與否耶?！鼻∵€題款署張僧繇的《二十八星宿圖》云：“畫家以僧繇比之書家逸少，唐得《稧帖》命褚遂良（木無）寫，后世同為寶重，必斤斤然與真跡較量高下，幾何不為東坡所謂論畫以形似者耶！”可見，對唐宋時代的書畫，乾隆并不計較其名頭大小和對錯，一概視為寶物。他在題宋人畫《趙遹瀘南平夷圖》中云：“是卷舊署為宋徽宗書李嵩畫合卷，今證其偽，改署宋人畫《趙遹瀘南平夷圖》并題以句……但自元至今已閱五百余年，即贗鼎亦屬古物?！泵鞔_表示對500年以上“贗鼎”繪畫的珍重。

《石渠寶笈》著錄了大量佚名宋人和元人的書畫，還有一部分明人佚名書畫，顯示了宮廷對“古”畫、一般文物的關注。

此外，乾隆經常感慨“鑒定之難”。在《無用師卷》中感嘆：“向之疑為兩圖者，實誤甚矣。鑒別之難也?！鼻∩钪獣嬭b定之難，重視偽作，“存而不擯”，也是為了防止真作被誤判后流失或受損，從而更好地保存古物。《秘殿珠林》初編的凡例說明了內府書畫著錄、品定的標準。從中也可以看出內府對拿不準真偽的作品的慎重態度。

在《大觀冊》冊后右副頁，董其昌跋云：“學書與學畫不同，學書有古帖易于臨仿，即不必宋唐石刻隨世所傳，形模差似。趙集賢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以名世，或有妙指靈心不在此論矣！畫則不然，須要醞釀古法，落筆之頃，各有師承，略涉杜撰即成下劣，不入具品，況于能妙。乃斷素殘幀，珍等連城，殊不易致。元時顧阿瑛、曹云西、倪元鎮，皆江以南收藏之家物聚所好，故黃子久、王叔明、陳仲美、馬文璧輩盤礴風流，為一時之盛。近代沈石田去勝國百年，名跡猶富，觀其所作卷軸，一樹一石，尺寸前規。吳中自陸叔平后畫道衰落，亦為好事家多收贗本，謬種流傳，妄謂自開堂戶。不知趙文敏所云：時流易趣，古意難復，速朽之技，何足盤旋。”（《石渠寶笈·初編》附·貯畫禪室）董其昌認為是否收藏、觀看繪畫原作，直接影響了繪畫的風氣。這是一個典型的畫家兼收藏家的立場。

高士奇在題項圣謨《仿五牛圖》主要談到的是原本。1718年，蔣廷錫臨摹了項的摹本，除了贊賞項的臨仿之作，也很遺憾云“更不知晉公真本當復何如耳”（《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石渠寶笈》），“蓋其時未見韓真跡，故跋語中深致企慕之意”（乾隆跋語，《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石渠寶笈》）。蔣廷錫也以未見原作為憾。繪畫作品的原創性是欣賞者十分關注的。所以，一般的收藏、鑒賞家都比較重視原作，而不是仿作和摹本。

而乾隆內府把兩卷《五牛圖》的摹本和韓滉的原作并論，并一同放入春耦齋。內府對《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冊的仿本也十分重視，這是為何呢？

乾隆內府在編著的《天祿琳瑯》中，對品質精良的仿本、重復的刻本都一并收錄?！短斓摿宅槨返姆怖幎ǎ骸八卧靼鏁鲝钠浯看饕越浭纷蛹癁榇巍Ｖ撩饔八吴n，雖非剞劂之舊，然工整精確，亦猶昔人論法書，以唐臨晉帖為貴，均從選入；同一書而兩槧均工，同一刻而兩印各妙者，俱從并收，以重在鑒藏，不嫌博采也。”乾隆在宮廷制作的《詩經圖》上談道：“昔人藏書，猶備數本，況茲圖本不徒以文翰重乎?！睂@些被乾隆認為具有圖典功用的作品，比如《五牛圖》，內府在收藏時借鑒了藏書的慣例，重視仿本的價值。

乾隆對書法的臨、摹本也十分愛惜。乾隆稱：“陸繼善《蘭亭》，政不妨與褚臨真跡并入上品?！彼麑τ诠と怂髂”尽峨p鉤蘭亭序》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鉤摹，古法也。昔人謂唐（木無）《稧帖》，下真跡一等。此冊為元人陸繼善鉤本，喜其筆法生動，因命內府工人仿之。神采宛然，不爽毫發。昔褚河南、米南宮書法大家，故神妙獨到，今以工人而臻此，可謂精其能者矣?！保ā稓J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石渠寶笈》）

乾隆內府對圖書的裝潢采用了統一的樣式，以區分等級?！短斓摿宅槨吩诜怖蟹Q：“其宋金版及影宋鈔皆函以錦，元版以藍色綈，明版以褐色綈，用示差等。”與一般繪畫不同，乾隆內府對《詩經圖》也采用了統一的裝裱格式。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命名學詩堂時，12幅中有10幅為手卷，乾隆把另外兩幅冊頁皆改裝為手卷“以從其類”。

乾隆時期，唐卡和玉器研究者也已經注意到，乾隆對作品功能的注意，有時候超過了對藝術價值的關注。羅文華在《龍袍與袈裟》一文中談到乾隆對佛教造像的審美與思想，強調其注重實用性的一面，不太重視審美性。郭福祥也注意到乾隆收藏玉器時，不完全根據玉器的質量，也考慮玉器包含的納諫的功用（郭福祥《宮廷與蘇州：乾隆宮廷的蘇州玉工》文）。乾隆內府的繪畫收藏雖然重視審美趣味、藝術成就，也從作品的內容和主題出發，考慮社會思想、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功用。因此，乾隆對人物故事、圖像類繪畫和經典法書，像對待圖書一樣進行系統的整理，并且重視仿本的價值。

也正是因為乾隆內府比較寬泛的收藏標準，對偽、仿之作存而不棄，當時誤認為“下真跡一等”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仍舊留在內府，并得到了妥善保管。乾隆時期，清宮法書名畫的收藏達到鼎盛，除了基于得天獨厚的優勢和乾隆的個人愛好，也與乾隆內府的收藏理念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