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面有一段最重要的論述，見于他1908年8月發表的《文化偏至論》。魯迅寫道：“中國在今，內密既發，四鄰競集而迫拶，情狀自不能無所變遷。夫安弱守雌，篤于舊習，固無以爭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繆而失正，則雖日易故常，哭泣叫號之不已，于憂患又何補矣？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于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更何有于膚淺凡庸之事物哉？顧今者翻然思變，歷歲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歸罪惡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為蠻野，鄙思想為簡陋，風發搪起，皇皇焉欲進歐西之物而代之……凡所張主，惟質為多，取其質猶可也，更按其實，則又質之至偽而偏，無所可用。”

這里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任何思想都要合于中國國情，用于實踐確有成效，要在這樣的前提下建設新的中國文化（“新宗”）；二是這樣的新文化一定是繼承了中國固有之歷史文化的，與悠久的傳統血脈相通，因此能夠凝聚人心，傳之久遠；三是“歐西”（西方）的東西情形復雜，有不適合于中國的，而好的東西一定要拿來為我所用——“取今”是為了“復古”，用來為偉大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服務。

“歐西”（西方）的哪些東西是不合中國國情的？當時魯迅主要講了兩條，一是只追求物質文明，不重視精神境界的提高：“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損，旨趣流于中庸……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靈性之光，愈益就于黯淡。”二是西方的選舉政治。魯迅認為那種民主并不高明，“見于西方者不得已，橫取而施之中國則非也”；而所謂議會則無非是“將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特以自長營膰，當列其班，況復掩自利之惡名，以福群之令譽”。這些想法很能體現青年魯迅對中國歷史進程的深刻思考。

當然魯迅當時還沒有來得及對他心目中的“新宗”和“人國”提出更具體的意見，因而不免有些空想的色彩，但他否定了“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的流行思潮，是無比深刻的。中國歷史后來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魯迅這一思想的預見性和深刻性。

魯迅強調中國應當走自己的路，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社會，并且惟其如此，就要廣泛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魯迅翻譯了大量的外國作品，又一向強調采用“硬譯”的方法，嚴防思想走樣，產生誤解。魯迅贊成將外國的可用的思想中國化，但這種“化”絕不是一個譯者就能完成的，而應當在充分研究深入思考之后，在從事了大量的實踐之后。洋為中用需要一個過程，不能指望立竿見影，譯者只要譯得準確、以供大家參考就好。這也正表現了一種文化自信，不管是什么東西，我們都能消化。

魯迅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淵博的知識，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早在五四之前，他從日本留學回國以后，就花大力氣研究唐以前的小說，撰成《古小說鉤沉》書稿一部，而生前始終沒有出版；他又對紹興地方歷史文獻做過細致的輯佚工作，博采窮搜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1915年用周作人的名義以木版印行，其中包括八部古代會稽人物傳記與地記的逸文，即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鐘離岫《會稽后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象贊》、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曾先《會稽地志》。可見魯迅對于鄉土文化，對于歷史傳統，無比熱愛和敬重。“穆然有思古之情”，正是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沖鋒陷陣、作出重大貢獻的一大動力。

中華民族有著極其深厚的文化傳統，幾千年來積累了無比豐富的精神遺產，作為代表五四文學精神的魯迅非常重視繼承這一偉大的血脈，具有堅定的文化自信，畢生奮斗，終于成了中國新文化的偉人。

（作者為揚州大學教授，魯迅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