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老舍《四世同堂》英譯全稿的發現和未發表部分重新被譯回中文，為文學界內外所熱烈關注。問世70多年來，長篇小說《四世同堂》可謂身世曲折：老舍以“段”代“章”，計劃寫完一百段，但在報刊連載到第八十七段的時候不明原因地戛然而止，之后連手稿也散佚，致使全貌無以得見;幸而幾乎在寫作和發表的同時，《四世同堂》的英文翻譯也在進行中，于是上世紀80年代，從英文本《黃色風暴》回譯而來的后面十三段，讓我們得以暫時“補全”這部經典。而此次新發現的英譯手稿原件，則呈現了《黃色風暴》被出版社刪改前的最初版本，其中，后十六段內容已被回譯為中文，讓讀者在接近《四世同堂》原貌的路上更進了一步。

我們在此編發兩篇文章，呈現有關《四世同堂》的這段尋找和修復的故事，闡發此番英譯手稿的發現和回譯提供給讀者的對于《四世同堂》、對于老舍的新認識。表現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區普通民眾生活與斗爭的《四世同堂》，在這場跨越70年、跨越中英文世界的文學“接力”中，越發凸顯它的文學價值和歷史意義。不停地尋找和修復背后，是對經典的珍愛之情，更是對一位作家和他的文學貢獻的最好紀念。

——編 者

《四世同堂》的英譯與回譯

周絢隆

《四世同堂》在老舍生前一直沒有完整地出版過。按照他自序里的計劃，此書共分三部，以段代章，“第一部容納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其中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均出過單行本。但第三部《饑荒》，新中國成立后只在上海《小說》月刊連載了前20段，即因故中止。“文革”中作者手稿丟失，此書遂成殘璧。1982年，譯者馬小彌根據浦愛德翻譯、美國哈考特·布拉斯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四世同堂》節譯本《黃色風暴》，回譯了該書最后的13段，補足了原來殘缺的故事。目前大陸市面上流行的《四世同堂》主要版本，后面收的都是馬小彌所譯部分。

從中文到英文：作者與譯者通力合作，單行本出版時遭刪改

《四世同堂》的英文翻譯工作，是1946年老舍先生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期間完成的。胡絜青、舒乙母子在《破鏡重圓——記〈四世同堂〉結尾的丟失和英文縮寫本的復譯》一文中，引用譯者浦愛德1977年2月22日給費正清夫人費慰梅的信，提供了翻譯和出版過程的一些細節：“《黃色風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譯過來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給我聽，我則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機上打出來。他有時省略兩三句，有時則省略相當大的段。最后一部的中文版當時還沒有印刷，他向我念的是手稿。哈考特·布拉斯出版社的編輯們做了某些刪節，他們完整地刪掉了一個角色，而他是我所特別喜歡的。他們認為有必要減少一些字數，以便壓縮一下書的塊頭。對結尾沒有做變動。”1978年10月20日，浦愛德致信楊憲益夫人戴乃迭：“老舍知道，美國人不喜歡篇幅太大的長篇小說，所以我們一起工作時候，他對原書作了較大的刪節。不幸，出版社刪得更多，一個完整的人物被刪去——雖非主要人物，卻是我最喜愛的人物之一，就是那個照應墳地的種地人。”

浦愛德的父母皆為中國北方浸禮會傳教士，她從小在中國長大，后回美國接受了高等教育，1921年到新成立的北平協和醫院組建社會服務部，1939年她回到美國，參加了由埃德加·斯諾等人發起的中國工業合作運動，通過募集捐款，積極援助中國抗戰。浦愛德雖然長期在中國生活，漢語口語很流利，但卻不能閱讀。這就有了她給費正清夫人信中所描述的，老舍在旁邊念，自己邊聽邊譯的合作翻譯方式。

雖然浦愛德說老舍在給她讀《四世同堂》的時候有意省略了一些段落，但事實上，《黃色風暴》出版時，出版社編輯的改動量才是驚人的。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此次從哈佛大學的浦愛德檔案里發現的正是浦愛德翻譯的《四世同堂》英文原稿。得知消息后，我輾轉向老舍的女兒舒濟借了她珍藏的英文節譯本《黃色風暴》，并通過她的關系從施萊辛格圖書館找到了未經刪改的浦愛德譯文原稿，然后將《黃色風暴》與《四世同堂》、馬小彌的譯文與《黃色風暴》原文、《黃色風暴》后13段與浦愛德譯稿原文，進行了逐字逐句的比對。可以發現，經過翻譯過程的壓縮和編輯環節的刪節，原來100段的文字，到英譯本《黃色風暴》正式出版時，只剩下了77段。第一部由34段壓成了25段，第二部由33段壓成了25段，第三部已經發表過的前20段被壓縮成了14段，馬小彌據以回譯的《黃色風暴》后13段，其實也是從21段譯稿刪節而成的。《黃色風暴》出版時所做的改動很值得注意，因為它本身也是《四世同堂》接受史的重要組成。如，老舍先生原來擬定的三部分名字分別是“惶惑”“偷生”和“饑荒”，到《黃色風暴》里則成了“小羊圈”“與虎為伴”和“沒有報復”，人物姓名的翻譯也有些改動，瑞全被譯成了“瑞堂”，金三爺被譯成了“王三爺”。這樣的改變基于怎樣的考慮又由誰決定，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從英文到中文：兩次回譯，如何還原是最大考驗

馬小彌從《黃色風暴》回譯的最后13段，總體上看，是比較忠實于原文的。但由于時代與觀念的影響，在翻譯時也做了一些主觀的改動。比如寫瑞全為了消滅漢奸招弟，假意帶她去北海玩的那一段，面對昔日的戀人、今日的政敵，瑞全是有微妙的心理活動的，在英譯本中可以看到老舍對人物心理的細膩把握和描寫，如，“一碰到她的胳臂，瑞全(感到有點飄然和激動)。(他)馬上警惕起來，‘留神!留神!’(他貼得更近了一點，但心里不再飄然和激動。他和一個妓女、間諜、敵人手挽著手。如果讓她給打動了，他就成了不分是非的敗類)”。括號里的文字在翻譯成中文時被刪掉了。

如果他還有一丁點要愛她的意思，那就很下賤和無恥。他是走南闖北的優秀中華兒女，他應該把中華兒女的尊嚴看得無比珍貴。

他情不自禁地把她摟得更緊了。她不再骯臟、下賤、危險了。她是他昔日的心上人。她的臉和身體有一種芳香。

瑞全警告自己：“忘了她就是招弟，忘了她是個婊子，只記著她是日本特務。”

這些表現瑞全面對招弟勾引時內心糾結、矛盾和思想斗爭的文字，也都被刪掉了，其原因可能是考慮到這些心理活動的存在會削弱瑞全作為抗日斗士的形象，讓他顯得優柔寡斷，不夠勇敢。這樣的刪節是有針對性的，具體的例子其實并不止以上幾條。

而現在，趙武平對照浦愛德的英文原稿，對最后16段譯文進行了又一次回譯。相信將來還會有其他的譯本陸續面世。關于譯文質量的問題，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我最關心的是，被《黃色風暴》整篇刪除的浦愛德譯文的最后一段即第三十六段的文體問題。這一段通篇是錢默吟寫的“悔罪書”。按照小說的描寫，錢默吟是個能詩善畫的傳統文人，他的這篇“悔罪書”其實是一篇反戰檄文。以他的學養與做派，這篇“悔罪書”應該用文言文書寫才合乎邏輯，文字也會更加簡練、犀利。而現在，由于缺乏故事性，浦愛德的這章譯文讀起來顯得冗長拖沓，與前面的敘事形不成緊湊的聯系。這可能是《黃色風暴》決定刪除它的原因。這篇文字可能是對所有譯者的最大考驗。翻譯漢學著作時，中文文獻的還原，常常成為譯者頭疼的問題。而錢默吟的“悔罪書”，老舍先生當時究竟是用何種文體書寫的，文字的風格如何，如今都成了無解的謎題。面對這樣的現實，所有譯者都只能照著英文獨自揣摩了。

(作者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

會說話的“出土文物”

孫 潔

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召開的時候，蕭軍自我調侃為“會說話的‘出土文物’”，這是個禁不起聯想的比喻，一聯想，就會紛紛擾擾地帶出一連串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就有也是在這一年出版的《四世同堂》。從1944年到1949年，《四世同堂》連來帶去寫了5年，一邊寫，一邊按部就班地連載、出版、翻譯、出英文版。1951年1月，《饑荒》連載到第二十段突然停了，此后《四世同堂》便銷聲匿跡，直到1979年重新出版，所以說，它也是“出土文物”。

然而事情又遠非“出土”那么簡單：底稿不見了，但是英譯本還在;英譯本回譯了，英譯手稿本居然也還在，所以這個尋回并修補“文物”的過程就格外漫長。

文學史的研究和文學作品的解讀，是一種趨近于本真的努力，無論是通過思辨構擬，還是通過史料還原。史料還原尤其是不講情面更不講情懷的一項工作。魯迅講過一個故事，有個土財主，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干二凈，這才擺在客廳里，閃閃的發著銅光。”可笑吧?魯迅卻說，這個閃閃發光的鼎，才是“近于真相的周鼎”。史料的發掘，真相的揭橥，大抵類此。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來談這次《四世同堂》英譯手稿發現和結尾章節第二次回譯的意義——它不是展示給我們一個更好的《四世同堂》，而是一個更接近本來面目的《四世同堂》。

看一個最直接的例子。馬小彌由《黃色風暴》回譯而來的結尾句是“小羊圈里，槐樹葉兒拂拂地在搖曳，起風了。”現經英譯手稿對照，證明這個結尾為出版社所加，用以替代一篇以錢默吟口吻寫的長達6000字的長檄文，即趙武平二次回譯本的終章。這個章節出現在百萬字長篇《四世同堂》的敘事完全終結之時，從純粹的故事的角度看，是冗筆，但從中可以獲取很多信息，包括錢默吟(毋寧說是老舍自己)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對做詩人還是做戰士的問題的表白。

很多研究者認為，老舍在抗戰時期對通俗文藝的過度投入造成了他回歸小說創作時個別人物的夸張和變形，錢默吟在小說后半段變身為一名俠士、地下工作者，和他詩人的身份不相匹配，也是被談論較多的一個問題。老舍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借助這篇“悔過書”對錢默吟的心路歷程進行了原原本本的交代。“感謝你們，給了我做一個完美的人的機會，教我能有斗爭到死的機會。”這大無畏的表白指向老舍本人的英雄情結。貫穿地看，老舍熱愛武俠故事的少年時代，書寫李景純、丁二爺這樣的俠義之士的青年時代，自己義無反顧犧牲一切投身抗戰的中年時代，和《四世同堂》具備理想人格的錢詩人是無比契合的。這也是老舍在很小的年紀就給自己起了“舍予”這個名字的原因。劍氣簫心、俠骨柔情，既是詩人也是戰士，以錢默吟口吻寫的這篇剖白和傾訴，比起“起風了”這樣語義含混的小清新結尾，無疑更能鎮住《四世同堂》用100萬字鋪陳的無邊苦難和人間悲喜劇。

趙武平的二次回譯本還展示了另外一個非常有意思卻被《黃色風暴》刪節的情節：瑞宣“從為做宣傳而寫作開始，他就很想知道作家在戰爭中怎么生活，發表有什么作品”。他發現很多日本作家正在受命翻譯中國的新小說和劇本，經由這件事，他開始思索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和價值。而瑞宣在迷惘中尋求的答案，正可以落實在以老舍本人為代表的舍棄了一切個人得失，無怨無悔投身抗戰文學的新文學作家身上。

老舍親歷了整個大后方的抗戰文學史，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投身抗戰的八年也是他文學生涯的重要轉折——舍棄小說轉而從事通俗文藝和戲劇的寫作，并且將這一新的寫作習慣帶到了新中國時期。而《四世同堂》正是老舍在抗戰文學經由幾次嚴肅論爭進入反思階段之后回歸小說寫作的結果。通過二次回譯本，我們看到，老舍第一次在虛構作品中談論自己投身其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這是個如此獨特且前所未有的視角。小說里，瑞宣得到的結論是：“新文學是代替中國說話的活的文學……他為中國作家感到驕傲，也為自己感到高興。”這不但解答了為什么在已經完成了服務抗戰的使命的1946年之后，老舍還是寫了《四世同堂》《鼓書藝人》《五虎斷魂槍》，也解答了老舍為什么在1949年12月回到北京后能這么快適應新中國文藝工作者這個新的身份。我們當然可以說老舍的選擇是時代的要求使然，但是，即便從這個失而復得的章節，也可以看出，老舍的“回歸”和“回不去了”，這兩件看似矛盾卻同時發生的事情，正是老舍本人文學生涯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必經之路。這里甚至埋藏了《四世同堂》在1951年年初連載突然中斷和日后需要經過如此曲折的努力，逐漸尋回它丟失部分本來樣子的原因的密碼。

這次老舍《四世同堂》英譯手稿未發表部分經由趙武平發掘、整理、翻譯后的重新發表，是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史料的發掘、整理、重組，有點像文物的修復，成品雖然不是作品本來的樣子，卻能指向作品本來的樣子，指向曾經被拋棄、亦有可能被永遠遺忘的文學史的片斷。其實，在史料之外，又何嘗有真正的作家和作品，又何嘗有真實的文學史。學者錢理群曾經指出：“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和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對于《四世同堂》這件從1979年“出土”后又不斷得到修補的“文物”，也當作如是觀。

(作者為中國老舍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