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跡中飽含歷史故事

此次展出的第二版四開本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非常罕見、珍貴，是作者威廉·莎士比亞在世時出版的印刷本，而且被認為是忠實于莎士比亞原劇的改編本。“雖然第一版四開本在1597年已經出版，但其內容與其他版本迥然不同。1599年出版的第二版四開本的標題頁注明此版本是‘最新勘誤增訂本’，表明它是忠于莎士比亞原著的改編本。”亞歷珊德拉·奧特稱，此本原為英國喬治三世國王的舊藏，后由喬治四世贈予英國博物院圖書館，即后來的大英圖書館，現為大英圖書館國王圖書特藏之一。

夏洛特·勃朗特《簡·愛》的手稿是勃朗特交付給出版商的修訂稿本，書寫整齊，通篇可見修改痕跡，足見她的認真與嚴謹。亞歷珊德拉·奧特介紹，這部手稿十分特別，因為上面有墨痕指紋，說明它曾經出現在印刷工廠里。上面還有印刷工的名字，正是這些人把她的手稿變成了印刷品。這本《簡·愛》的手稿來自出版商后代。此外，在標題頁的上方，簽有勃朗特的男性化筆名“柯勒·貝爾”。在那個婦女仍受歧視的時代，勃朗特認為這個筆名可以增強小說的可信度，同時也可避免她的熟人們對號入座。“這一切在今天看來很清晰，但在19世紀，‘柯勒·貝爾’的名字在文學界掀起巨大波瀾，這個作者到底是男是女令大家好奇又困惑。”亞歷珊德拉·奧特說。

拜倫《唐·璜》是一部史詩級別的詩歌。“這份手稿寫于1822年，展示了拜倫的工作狀態，他如何寫、如何修改、如何涂畫，他在修改過程中使用了不同的墨水，他創作用的紙張大小不同……”亞歷珊德拉·奧特說，這部手稿有助于人們了解作家如何寫作、如何創造。

“我孤獨地漫游，像一朵云，在山丘和谷地上飄蕩，忽然間我看見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開放。”中國讀者對“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的這首名作并不陌生。此次展出的《我孤獨地漫游，像一朵云》手稿只有一頁，上面標注了給出版商的信息，注明這首詩在整卷詩中應如何編排，要求將此詩置于“我的心緒”部分。“這顯示他在思考、修改、寫作的同時也考慮到出版的問題，并告訴出版商他希望這首詩出現在書中的什么位置。”亞歷珊德拉·奧特說。

相得益彰的中文譯作

“英國文學經典作品傳入中國后，經過翻譯、改編，實現了其‘中國化’的演變歷程，增添了新的內涵，賦予了新的意義，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中國讀者。配合大英圖書館館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展出了館藏的經典譯本，相得益彰，多方位展示英國經典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流布與廣泛影響，彰顯中英兩國文化交流互鑒的恒久魅力和深遠的現實意義。”韓永進表示。

中國國家圖書館展出的館藏中有李霽野翻譯的《簡·愛》，查良錚翻譯的《唐·璜》，梁實秋、田漢等人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郭沫若創作的、受華茲華斯詩作和理論影響的《女神》等。中國現代戲劇的主要奠基人曹禺、郭沫若、老舍等都深受莎士比亞劇作的影響。1924年到1929年任教于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老舍，在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貝》《匹克威克外傳》等小說的啟示下，接連寫出《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三部小說。

展覽還展出了嘉興市圖書館收藏的中國翻譯家朱生豪有關莎士比亞的翻譯手稿等。朱生豪文學修養頗深，漢語、英語都很有造詣，是我國較早翻譯莎士比亞作品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代表人物。他的翻譯工作正值抗日戰爭時期，譯稿在抗戰中三次被毀，可他仍堅持不懈完成了莎士比亞悲劇、喜劇、雜劇與歷史劇31部半。其譯本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圍內，保持原作之神韻”為宗旨，譯筆流暢，文詞華麗。朱生豪所譯的31部莎士比亞戲劇翻譯手稿，由他的夫人宋清如于1987年捐獻給嘉興市人民政府。朱生豪翻譯的散文體《莎士比亞全集》譯筆流暢典雅，較好保持原作的神韻，傳遞莎士比亞戲劇的氣派。

此外，從1930年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到1967年最終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翻譯的梁實秋，始終抱有“存其真”的態度，以再現莎士比亞作品原貌，不單只為流傳，還要對學術負責。

翻譯家林紓用文言文翻譯的莎翁作品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十分流行。作為近代文學家，林紓本人并不通外語，他的翻譯作品依靠旁人口述，由他進行筆譯，譯作雖有不少增刪、錯訛之處，但憑借深厚的文學素養，其譯作流暢傳神，有其特色。

展覽創造了一個獨特空間，在這里，英國的劇作家、作曲家、詩人和小說家們，跨越400多年的時空，由一個共同的主題聯結在一起。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些英國文學與音樂的瑰寶之作，通過鮮活的人物與生動的敘事，吸引了一大批中國的譯者與觀眾，引導他們使用母語走向改編和創作之路。英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之廣泛與受眾之巨大，充分印證了精彩的原創和高質量的譯作的珠聯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