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提起“年畫”可謂無人不曉。年畫產生于中國的農耕社會，是有深厚底蘊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吉祥文化的結晶。集中表達了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折射出特定歷史時期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水平。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典型的傳遞正能量的藝術。

年畫在我國民間傳承已有逾千年歷史，它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時代，漢唐時初具雛形，宋代極大地發展，明清及近代趨盛。我們的年畫里面，東有山東濰坊，南有蘇州桃花塢，西有四川綿竹，北有天津楊柳青，這四大木板年畫更是源遠流長、享譽中外。民國初年，隨著現代工業的興起，上海還出現了一種造型細膩、印刷精美的“月份牌”年畫也曾風靡一時。新中國成立后，在“雙百”方針的指引下，以反映現實生活、包括革命歷史題材為內容的新年畫一度繁榮，在新中國美術事業中發揮了一定作用。那時新華書店和集市上常常掛滿了數十乃至數百種豐富多彩的年畫。群眾爭相選購，一幅好年畫可發行逾百萬張，甚至逾千萬張……可以說，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藝術作品能這么廣泛、深入與數以億計的普羅大眾“零距離”接觸。沒有哪個國家的藝術家能有這么大的平臺，這么大的市場，直接服務于人民，但這確實是那個年代中國藝術家們已經創造的奇跡。

然而，曾幾何時，不知不覺中，年畫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似乎已然退出歷史平臺。

那么，在工業社會來臨后到了今天的信息化時代，是不是中國人對年畫已無需求了呢？

最近我們在內蒙古、山西、河北、湖南一些鄉鎮調查，發現農貿市場上又悄然出現了一些新的“年畫”，它們有這樣一些特點：有的是一些傳統題材（如“連年有余”，“恭喜發財”）在當下有新的演繹：運用了電腦的PS技術，將各國紙幣一捆捆赤裸裸地放在畫面上（特別顯眼的是人民幣和美元）。去年猴年很突出的例子是身著戎裝喜笑顏開的孫大圣一手持金箍棒，另一手高舉三疊人民幣（也還有畫一摞人民幣一摞美元一摞其他外幣的），正翩然起舞。

這里我想起25年前我到訪臺灣時的一個小笑話。一位其顏頗似張大千先生的畫家對我說：“我告訴那些老板們，你們再有錢也不能直接把錢貼在墻上。你們得買我的畫回去掛。”即便是在古代，也只是用元寶來象征財富，如今真的直接把錢貼到墻上，的確叫人驚訝！

有的是一些照片拼接的風景或者四季花卉及胖娃娃等傳統題材，這些畫面內容基本上是健康、美好、屬正能量，但因未經正式出版，藝術水平普遍偏低；還有的是多地都出現了一些以領袖人物，特別是當今領袖的形象（如閱兵、出訪等）為題材用照片拼接而成的年畫，這些畫面從內容上說是好的，也反映了人民對黨和國家的熱愛和對未來的向往。遺憾的是，并非正式出版，故而水平較低，不能準確、鮮明、生動的宣示主題和使觀眾得到高層次的精神享受。還有一些畫面上的人物安排處理也不夠妥當，但無人把關。

這種情況我2013年在浙江嘉興一代農村考察時已看到不同設計的這類年畫，2014年在南京郊區農村也有發現。盡管如此，這方面的主題的出品很受歡迎，我們去調研時想買卻已脫銷，今年我們到內蒙古商都縣的某個村子里兩三百戶人家，幾乎家家都掛著，可見確受歡迎，且需求量又極大。

年畫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對這樣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們要做好它的傳承和保護工作，可以說，年畫見證著我們深厚的文化根基，代表著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也希望通過重振年畫，樹立我們的文化自信。我國人口大多數是工人、農民以及其他基層群眾，他們暫時無法收藏擁有昂貴高端的藝術珍品，但對年畫有永遠的需求。所以我認為新年畫的創作正是豐富人民精神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素質最基礎、最實惠的一種方式，故希望年畫問題能引起領導部門的高度重視。我建議要加強對傳統年畫的發掘、整理、研討、總結先賢的實踐經驗，最好能建立國家級的年畫博物館，資助年畫非物質遺產的傳承人。同時，還要規范年畫的出版。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年畫市場上的種種亂象，既保證人民群眾有較高的精神享受，也可避免其他負面情況發生；另外還要狠抓新年畫的創作。時代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需求多樣化了，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追求喜慶祥瑞、熱愛美與藝術并未變，甚至更強烈了。

年畫在我國是如同京劇一樣的國粹，永遠不會過時。問題是，年畫也要反映時代的變遷，審美的發展，應該提倡和鼓勵美術家們深入生活創作有強烈時代精神的新年畫作品，以滿足人民的需求。我們迫切期待在中國有深厚的傳統，最接地氣、最受人民喜愛、中華文化的古老載體之一的年畫，在新時期能與時俱進、浴火涅蓜、永葆青春。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畫家。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