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0年前的孔子究竟長啥樣？去年年底，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風上畫有孔子畫像，不少人都樂觀地以為可以見到最真實的孔子像，筆者認為，其實這種期望，帶著藝術的眼光去看可能更有收獲。

馬遠 孔子像

漢代是把孔子形象扭曲最大的一個時代，而西漢的經學也幾乎可以說是宗教性質的。漢人也把孔子“子”的地位推到了神的地位，并且在描述他的時候也越來越非理性化。歷史學家顧頡剛的文章《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基本可以看作是我們討論的前提。

關于孔子的形象，司馬遷《史記》中《孔子世家》有兩次提及其形貌，第一次寫道：“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于尼丘得孔子。魯襄公22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可知在漢代，關于孔子的確切相貌也已經無法知道了。圩頂，司馬貞《史記索隱》：“圩頂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這是說孔子剛生下來的時候，囟門凹陷。據現代的醫學知識，我們可以推測這是初生兒營養不良的表征，不可能成為孔子成人后的主要特征，而這個幼兒時代的特點是屬于偶然的。但是，僅僅就成年后的相貌特征來講，我們確實得不到任何信息。《史記·孔子世家》第二次提到孔子相貌：“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從《荀子》中我們大約知道，堯、皋陶等人都是相貌奇特。累累，瘦瘠疲憊狀也。假如這段話是忠實于歷史原貌的，從這也只能知道孔子彼時是又高又瘦，與唐宋后豐肥的形象不同。不過，就連《荀子》里面的人物描述，也是要打上大大的問號的。

假如說司馬遷的記載還是經過材料甄別，運用謹慎的話，漢代其他文字就非常不同了。我引用顧頡剛的文章，正好作一個簡述：“我們只要把緯書翻出一看，真是笑歪了嘴。他們說，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于空桑。他們說他的頭像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方高。身長9尺6寸，人皆稱他為長人。他的胸前有‘制作定，世符運’六字之文。他坐如蹲龍，立如牽羊；海口，牛唇，虎掌，龜脊，輔喉，駢齒，面如蒙倛。他們說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霧于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于庭，則五星之精。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為異，乃以繡紱系麟角而去，至魯哀公14年，魯人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解紱而去，涕泗焉。他們說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72弟子向北辰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圖·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明白無誤地知道，漢代人一方面同樣不知道孔子的真實面貌，另外一方面，漢代人更關心如何塑造一個神的形象，對其本身真實的興趣沒有他們要發揮概念的興趣來得大。

至于孔子在漢代的封號，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褒成宣尼公”，追封為公爵。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褒成侯”，侯爵。當時，賜食邑八百戶。

我們可以想見，這種觀念肯定會影響到繪畫與雕塑。我們可以看一下現存的漢代畫像磚中有一些孔子題材的作品，如孔子見老子畫像磚以及東平漢墓孔子見老子壁畫。

孔子見老子的事跡，人們依據的出處應該是《史記·孔子世家》、《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因為史書的特殊性質，容易使人產生此為“事實”的看法。但是到底是否屬實，也存在著問題。史學家錢穆先生，他考證孔子只見過一次老子。但是，更多的證據表明，孔子并未向老子學禮。《史記》的取材來自《莊子》，《莊子》書中倒是多次提到孔子見老子，但是此書本來就是寓言性質，不能完全算作證據。現在認定莊子本人所作的只有《內篇》，《內篇》未提及孔子向老子問禮的內容。《外篇》為其弟子門人所續補，則多次講到孔子向老子問禮，此為莊子后學偽造的內容。又《孔子家語》也提及問禮一事，不過該書本為偽書，不足為據。只有《禮記》中的記載需要注意。哲學史家勞思光先生指出，《禮記》中的老聃，并非道家的老子，而是可能確實另有一個禮生名為老聃，道家之老聃與禮生老聃并非同一人。“道家之老聃大約在孔子之后。‘問禮’之故事，乃莊子為道家言者據莊子稱道老聃之詞而逐步編造以成者。此一編造之故事，至《史記》乃完全定型。”所以，就連故事也是虛構的。繪畫中不論兩人形容態度多么惟妙惟肖，都只是當成“畫”來看，當成漢代政治需要的假設來看。不但沒有真實性，我們有理由認為正好扭曲了兩者。

另提一點，不論畫像磚和壁畫，對比與傳聞子貢時代的孔子像，反而都沒有將孔子耳朵夸張的特點。漢代的孔子圖畫，有明顯的胡須。后人反復考證，有以為孔子無須的，然依據的材料也只不過是一些靠不住的傳說。所以，此問題不值得一論。依常理，男子成年留須。作為藝術形象，為了突出某種氣質，增加一些須髯也未嘗不可。反倒是一定要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以為孔子無須的想法，不免在藝術理想上顯得既沒有必要，也反于常情。

漢代及漢以后的先唐時期，當然可能存在更多的孔子圖像，這些材料大部分都已經湮滅不存。剩余的我們既沒有辦法一一舉證，也更沒有必要一一舉證。因為形象的源頭是告缺的，再多的圖像，都只能作為“藝術形象”來對待。我們所要考慮的，只是何種形象對于藝術家與觀賞者之間，在某一時期內的接受與認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