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最早自覺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并用外文著書立說的是陳季同。他在中國文化被普遍誤解的19世紀后期，以西方人為讀者對象寫作了一系列著作，意圖使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國。

自覺的中國文化傳播者

陳季同（1852年—1905年），字敬如，福建侯官人，肄業于福州船政學堂，專習法國語言文字。1875年，在沈葆楨舉薦下，隨福州船政學堂考察英、法、德、奧四國，歸國后著有《西行日記》四卷。1877年，又隨李鳳苞出洋，“兼習英、德、羅馬、拉丁各種文字，尤精熟于法國政治并拿布倫律法，雖其國之律師學士號稱老宿者莫能難”，曾“代理駐法公使兼比、奧、丹、荷四國參贊”（《福建通志·列傳》）。此后直至1891年歸國，他連續在歐洲生活16年。

在歐洲期間，陳季同“發現中國是世上最不為人所知的國家”，“人們可能把我們中國人想象成一種被馴化了的類人動物，在動物園里表演者各種滑稽動作，他們總喜歡將我們置于幻燈中”。他從切身經驗中體會到“錯誤的形成來源于偏見”，因此，“覺得有能力寫一部關于中國的書以表達我個人的印象時，就決定提筆寫出它并將其發表”（黃興濤等譯《中國人自畫像·序言》，以下凡引此書不再標出）。他給自己制定的目標是“說明中國文明的本來面目，它的特色，并確定它的起源”。

1884年，陳季同與法國人蒙第翁合作，在巴黎《兩個世界》雜志上連續發表18篇題為《中國和中國人》的文章，全書皆以陳季同的口吻介紹中國文化與習俗。此后不久，他們又進一步將這些文章增加改寫為《中國人自畫像》一書，于1884年在巴黎正式出版，全書分20章，詳細介紹中國的家庭生活、婚姻、婦女、書面語言、社會階級、祖先崇拜及史前時代等內容。此書出版后，當年再版5次。第二年即有英譯本、德譯本。此后，陳季同還用法文發表《中國人的戲劇》《中國故事集》《黃衫客傳奇》等著作。旅居歐洲期間，陳季同曾多次發表中國主題演講。如1886年，在法國社會經濟學年會上演講《中國及其農村居民》；1888年，在地理學會發表關于中俄歷法的演講。1889年，陳季同在巴黎索邦大學演講，羅曼·羅蘭在日記中記述當日演講情形稱其“非常法國化，但更有中國味”。

歐洲風格的中國文化講述

陳季同對跨文化傳播的特性有較為自覺的認識。在與曾樸談話時，他說：“我在法國最久，法國人也接觸得最多，往往聽到他們對中國的論調，活活把你氣死。”原因在于“我們太不注意宣傳，文學的作品，譯出去的很少，譯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譯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因此，在譯介中國文化時，陳季同非常注重策略：

注重細節描述。陳季同在介紹中國的家庭生活時，非常注重細節和過程的描寫，如對迎親、跪拜的刻畫即非常細密，讓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對中國書面語言的介紹，詳述毛筆字啟蒙的八條規則，標示出一幅漢字“微型圖畫”。《中國的快樂》記述了中國的節慶、鄉野之樂、餐桌快樂、游戲及公共娛樂等內容，展示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生活的世俗性圖景。在《中國旅行記》中，陳季同以一名旅行者從歐洲出發前往中國游歷的方式展示中國的民俗、地理等事項，娓娓道來，如同談心一般通俗流暢。

以歐洲人的精神和風格講述中國文化。在《中國人自畫像》中，陳季同聲稱“打算在這本書中實事求是地描述中國——按照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了解記述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但卻以歐洲人的精神和風格來寫”。他認識到故事“比別的作品形式”更能表現一個“民族的生活”，因為故事“短小并涉及各種主題”，“能迅速地審察社會的每個階級，因而能完整地體現一個國家的風俗習慣”。他選譯《聊齋志異》編成《中國故事集》，稱“這些中國故事不能以其原有的形式呈現給歐洲的讀者，那種形式取決于我們的語言和文學習慣的需要”。為此，他在翻譯時，往往改變原來的篇名，如將《王桂庵》譯為《骨肉情深》、《畫皮》譯為《吸血鬼》、《辛十四娘》譯為《女律師》，以使這些故事能夠更好地被西方人所理解。他說：“如果外在形式已變得盡可能法國化，那么，相反，其本質和民族色彩卻完全保留了原樣。這是中國的，是純粹的中國式的故事，我希望它們能夠獲得歐洲公眾善意的接納。”

直接選編西方有關中國的代表性言論。在介紹中國的勞工階層時，他直接引用一些到過中國的歐洲人所寫的著述，以便于讓西方讀者“從這些旅游者的記述中獲得滿意的信息”。

中國本位的文化立場

陳季同有非常強烈的中國文化本位意識。他一方面極力從正面來塑造中國形象，認為“中國人也有資格把他們那些神奇的發明放在宇宙的天平上，稱量其對人類的貢獻”，并為中國的“落后”“野蠻”說進行辯解；另一方面，他又對西方文化予以批評。

陳季同對中國社會結構和政治習俗加以美化與推崇，“在中國，家庭是整個社會和政治結構賴以存在的基礎。中國社會可以說就是一個由眾多家庭組合而成的集合體。……實際上，家庭是政府的縮影，是培養政治家的學校，皇帝本人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名學生”。他說：“在中國，有五條基本原則通過教育形成和保證了家族關系的紐帶，即忠君愛國，孝敬父母，夫妻和睦，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在正面塑造中國形象的同時，陳季同大力駁斥西方人關于中國文化的誤解與偏見。在西方，“中國婦女常被想象成可憐的生物，她們幾乎不能走路，禁錮在家中”，他“大膽糾正一個錯誤，那就是把中國婦女當作愚昧古怪的生物，以為她們默默無聞，到人間來只是為了生兒育女，這也是所有對中國的誤解中最令人不快的一點”；針對中國棄嬰習俗的“謠言”，他認為“中國有不少保證嬰孩們免于挨餓的辦法”，“法律對殺嬰行為按近親傷害罪論處，政府也對公共育嬰機構予以資助”。

由于堅持中國本位文化的立場，陳季同在批判西方人對中國文化存在誤解的同時，其自身也陷入了對西方文化的“偏見”。如認為“西方文明的核心特點就是它的侵犯性”，又聲稱“西方社會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其人心的冷漠，是對他人的不幸無動于衷”，這些評論顯然有失公允。

今日之中國，正在海外大力樹立中國形象。此時此刻，不可忘記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先驅陳季同，不可忘記他“非常法國化，但更有中國味”的傳播經驗，也不可忘記他在傳播過程中不辨良莠、一概加以維護的教訓。

作者：雷平 （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