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畢加索:“你的畫我怎么看不懂啊!”畢加索問他:“你聽過鳥叫嗎?”那個人說:“聽過,好聽呀!”“你懂嗎?”

這個說明什么呢?說明藝術是有層次的。層次是什么呢?是從懂到不懂。有的畫是畫給畫家看的,有的畫是畫給懂畫的人看的,真是這樣的,因為懂不是最高的標準,懂還有很多層次、很多講究。因為我這個人不是正式學院畢業出來受過很好的教育的人,我就是個打野食的,所以我的胃口就比較好,什么東西只要是好的,我都容易接納。藝術這個東西我想大概就是這樣。

很多年前不是講什么創新嗎,有次開會我就問黃胄:“什么叫創新,你懂不懂?”

黃胄說:“我也不太清楚。”

后來我問華君武:“你懂不懂什么叫創新?你是領導。”

他說:“我講過這話,但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懂。”

我們家鄉有個城市叫懷化,現在是個交通樞紐,大城市了。從家鄉來了一幫青年,畫油畫的、畫國畫的、畫抽象畫的,畫得很好,在北京開了一個展覽會。畫是相當好了,不是普通的好。但是到了寫展覽會前言時呢,卻寫:我們這一群年輕人要摧毀那個舊的藝術,建立一個什么新的東西,怎么怎么,勢不兩立。過了幾天這一幫人到我家里來了,我說:“你們這幫鄉下人嘛,頭一次到北京,之前就沒有來過嘛,你們為什么要摧毀人家呢?人家同你們又不認識,那個東西你們摧毀它干什么?何況你們又摧不毀。你們畫你們的畫,畫一輩子的畫吧!你們還多了個任務,多了個摧毀別人的任務,你們哪里有空呢?哪里有力氣?你們自己努力都來不及。比如說你們要摧毀我,我就要抵抗你們了。我要抵抗你們的話很簡單,我就告訴你們的地委書記不給你們路費再來了。”

我是開玩笑,他們也笑了。你要建立一個什么組織“替天行道”,舉起大旗干點啥,我說你先把你的畫畫好吧。我說一個人窮一生之力如果把畫畫好已經不容易了,你卻還要摧毀別人,你哪里有空啊?沈從文先生也講過一句話嘛,他說:“一個人寫了一輩子小說,寫得好不足為奇,寫得不好才真叫奇怪呢!”畫畫也是這樣,就是畫畫,恐怕也沒有別的辦法好想。如果想出名,就要往上爬、鉆門路、跑政治路線,另外就是拼命地弄錢,這樣就會影響你畫畫了,你的畫肯定畫不好——花很多心思在別的上面了嘛,怎么能畫好呢?

我就想到一個問題,想到畫的歷史、畫的發展。說創新,你今天不創新明天就創新了?我以前就講過一個例子,那是比較閉塞的時候,某一個人通過一種渠道從國外得到一本外國的畫冊,把門關起來,畫、畫、畫,一個月、兩個月后,拿去給周圍的朋友看,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你這是創新呀!這可不得了了。現在大家都有了外國的書,你再弄這個,大家就會說:“唉!原來你學它的。”

我從來不以創新為目標,就如你搞造型藝術吧,那個仰韶文化,陶器的樣子,你做一個我看看,你能超過它嗎?六千年前的東西,你做一個試試看,沒什么人能超過它們的。所以藝術上只有好壞,沒有新舊。我老是在想這一類的問題,一種藝術的新形式的出現,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事情。比如說工業革命、產業革命以后,社會的力量擴大了,鋼鐵出現了,蒸汽動力出現了,電出現了,水泥出現了……于是呢,大城市出現了,高樓大廈出現了,那垂直的線越來越多,高得不能想象。橫線、垂直線、光、各種弧線的出現,使人的美感起了變化,那么人家看到表現這方面的畫就會信服,真有這么一回事。但是若長期關在鴿子籠里頭生活,要求解放,要求精神上的解放,只能通過幻想出現一些東西。等到人們不滿足于這些方格子、垂直線、弧線了,就又出現了另外一些畫派,巴黎畫派那一批人,都是這么出現的。畢加索這些立體派畫家的出現,都是因為以前的原因產生以后的結果,都是這樣出現的,并不是說事情都是一下子出現的。

范曾認為中國畫就是中國畫,不要中西結合,只需把中國畫畫好。范曾這個人我不喜歡他,但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我們倒是一致的。

貝聿銘是一個大建筑家,人家問他:“你覺得中國的建筑,如北京城,怎么把它恢復起來?你的看法是怎么樣的。”貝聿銘先生說:“三個字:太晚了。”再問他:“你覺得中國傳統同現代的建筑結合起來的可能性怎么樣。”貝聿銘先生說:“兩碼事。”

就是這樣六個字,一個是“太晚了”,一個是“兩碼事”。

我就想問一下,為什么一定要結合?就如同那民間藝術為什么要改良?我實在不懂,人家好好地在那里,你改什么良。你的修養又不夠,對民間藝術毫無認知。你有一種想當然的力量,認為自己可以做民間藝術的老師,結果卻改得一塌糊涂。我的意思是這樣,就是不同范疇的事情要按照哲學規律來考慮。它們是兩個范疇,就不能硬把它們搞在一起。小說是小說,新聞是新聞,新聞是報道發生過的事情,不能把新聞當成小說來寫,如果那樣寫了就誰都不信了,因為小說是可以編的嘛。拍照是告訴人家世界上真的發生了這件事,你又重新比照著拍一次,噢,人家說原來這是可以重拍的,結果原來的那個效果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