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教科書8個月印了135版

接手遷港工作之后,李伯嘉又主編館方自辦的《出版周刊》,以及編印《讀書指導》叢書。這些舉措,都在向出版界、文化界宣示,商務印書館雖因國難而受重創,但依然有信心、有能力重振事業,表達了共赴國難、為國貢獻的決心。《出版周刊》(新1號)于1932年12月3日出版,卷首印有《商務印書館總館復業啟事》一則,明確提出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之復興主旨,這篇“社論”性質的復業宣言,不但體現了張元濟、王云五等商務印書館高層管理者的膽魄與熱望,也體現著以李伯嘉為代表的館方中層管理人員與基層員工的心聲與意愿。

該啟事左右兩側各印有框圖一枚,左側框圖為被炸毀的商務印書館總部樓宇之縮寫,下部印“為國難而犧牲”字樣;右側框圖為正在簡陋工廠中趕印書籍的場景,下部印有“為文化而奮斗”字樣。這樣一則啟事,不但向全國各界表明了商務印書館矢志復興的決心,更以被炸后六個月即恢復營業的事實證明了其實力。

事實上,從商務印書館于“一·二八”事變之后復業所印行的書籍來看,不但于版權頁面均標有“國難后第一版”字樣,大多還曾在版權頁上端印有國難后復業啟事。原于1927年2月初版的《新時代教科書》系列,“國難后第一版”的封面圖案一律改為被炸毀的商務印書館總部樓宇圖樣,其印行時間為1932年3月,可知商務印書館實際上在被炸一個月之后,已趕印出了部分原版尚存的中小學教科書。就筆者所見,在這批以最快速度復業趕印的教科書中,其中一種《新時代國語教科書》至1932年11月時,竟已印行至第135版。這說明,“一·二八”事變之后8個月的時間段中,這類教科書竟印行了135次之多,每月平均印行近17次。應當說,這樣的復業效率與趕印速度,是極其驚人的。以李伯嘉為代表的管理與業務骨干的傾力投入,正是這一速度與效率的保障。

誠如李伯嘉香港來信中所言,商務印書館精干力量于1932年3月29日抵達香港,此時據“一·二八”事變才剛剛過去兩個月時間。他們前腳剛下了輪船,后腳就踏進了印廠。按照李的計劃,自當年“四月一日起至八月一日止,可出小學書七百六十萬冊,中學書一百萬冊,字典廿五萬冊”。這即是說,要在短短四個月時間里,機器、人手、出版選題等等均從無到有,且要達到累計近千萬冊的印制數量,其工作效率與工作強度令人匪夷所思。須知,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雖然成立于1914年,但最初只經營門市生意,并沒有開展印制業務。1924年于西環吉席街建立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工廠,也并沒有完善的編輯部和發行部設置。此刻,又正值抗戰期間,物資奇缺、人手不足,時局動蕩、人心惶惶之際,這番雄心勃勃的計劃能否實現,恐怕這個團隊大多數人對此還是頗感疑慮的罷。

為此,李伯嘉信中也詳述了這個宏大計劃的諸多重點、難點,還不失時機地向王云五建言,需要盡快配置設備或增派人手等等。從這些陳述與請求中可以看到,他認為機器的問題不難解決。關于膠版機、米利機、鋅板配置、調試、運行問題,都可以在幾天之內迅速解決。從先前的開機幾小時到全天二十四小時運作,也并不是難事。但在人手方面,則特別需要內地的“熟手”來支撐大局,他提到讓出版科周育民、編審處丁敏士等人速來增援,語氣急切。此外,當提到中途“溜號”的插畫作者張令濤時,惋惜之余也難免有些怨憤,這位金牌插畫師的離去,打亂了原定計劃,著實有雪上加霜之感。

4 金牌插畫師留書辭職

在李伯嘉向王云五遞呈的張令濤辭別信原件中,透露著這位曾經的商務印書館教科書金牌插畫師,有著怎樣的苦衷與迫不得已。信中寫道:

伯嘉先生惠鑒,敬啟者晚承先生不棄,函拾來港辦理繪圖事宜。當時晚因公司慘遭國難,凡屬同人,理宜盡力相助。但香港路途遙遠,晚又屬初出遠門,拋妻別子,情實難堪。當時躊躇萬分,不能解決。但晚因先生垂青,若不來港有負盛意,故不計物質,毅然啟程。孰知甫抵香港,水土不服,山嵐嶂氣,逼人太甚。終日昏昏,嘔吐狼藉,此中苦況,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若再留此,恐將發神經病。晚雖欲不負先生,亦不可得矣。昨承先生賜給港幣廿元,摒擋行篋得卅五元,均托中國旅行社代購渣華航運巴達號起程回滬。此次公司出巨大川資,沿途又承先生暨郁先生照顧優待,感激之忱,沒齒不忘。歸心如箭,百感交集。此次來港對于公司有損,時于晚個人所耗之費亦頗可觀,兩受損失,慚愧何如。至于公司所出川資,容當設法奉還。想選生定必諒其苦衷,憐而恕之也。種種抱歉,容后圖報。在申如有所需,敢不惟命是聽。晚此后必忠于先生,勿使先生失望也。臨別依依,不勝慚愧。匆此即請刻安。

張令濤是浙江寧波人,擅長連環畫、中國畫。1949年之后,風行于內地的《西游記》、《紅樓夢》、《楊家將》等連環畫均出自其手。他于1920年代考入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為首屆畢業生,和葉淺予、陳秋草、潘思同、方雪鴣等均為該校首屆同學中的杰出者。畢業初期,他曾參加過葉淺予主編的《上海漫畫》,還曾與方雪鴣等人創立“白鵝畫會”(在虹口北四川路),參與過一些社會文化活動。后因結婚成家,遂求固定職業,以補家用。經伯父張葆靈向張元濟總經理推薦,入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擔任美術編輯。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輯團隊人才濟濟,各有專長,已達兩百多人,張令濤的到來,更為書籍報刊的圖文設計注入了新鮮活力。他素描基礎扎實,擅長鋼筆畫,初進館時就為商務四大雜志(《東方雜志》、《小說月報》、《婦女雜志》、《學生雜志》)做封面設計和文章插圖,又先后與沈雁冰、鄭振鐸、胡愈之、鄺富灼等合作共事,十分融洽,頗得贊賞。

此時,商務印書館最主要的營業收益與經濟收入,為教育部審核批準的《新學制小學國語教科書》,每年發行量高達千萬冊。而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也紛紛把運營目標放在發行教科書上,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商務編譯所急需不斷更新教科書的內容,希望通過推陳出新,繼續占據市場的領先地位。新任所長王云五看中了后起之秀的張令濤,要求其負責重新繪制《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的全套插圖,以期達到求新求變、別開生面之效。張為此竭盡全力,也做出了最完美的貢獻。他歷時一年多,參考了歐美日本的許多兒童讀物,并親自到商務印書館自辦的“大公子弟學校”實地考察調研。一系列充分的籌劃準備之后,方才動筆起草,開始重繪教材插圖。他以流暢的線條,動態的構圖,精心繪制出符合課文內容的,又真能受到少年兒童喜愛的精美插圖,完成了小學語文教科書的革新任務,博得了王云五的賞識。

“一·二八”事變后,張令濤的住所亦遭焚毀,一家人連夜逃入租界旅館避難,十分狼狽。他后來又受命趕赴上海,與李伯嘉等同乘意大利郵輪“康脫凡第”號奔赴香港,重新開展教科書編印業務。

5 讀書救國成為共識

然而,這趟倉促的國難之旅,對這位原本敏感多思的插畫師,產生了極為深重的影響。這種身心上的交錯影響,在其抵達香港,開展工作之后,逐漸顯現了出來。誠如張令濤信中所言,啟程時本就“躊躇萬分”,抵達時又“水土不服”,很快就“歸心如箭”了。對于初出遠門、時年29歲的張令濤而言,思家之切,幾乎已經到了“若再留此,恐將發神經病”的地步。因此,他只得匆匆留下了一封算是辭別的信札,就孤身啟程,返滬而去。從3月29日與李伯嘉同船抵達香港,到3月31日早晨八時,李看到這封辭別信時,張在香港待了不到兩天時間,就因無法適應新環境,辭別而去了。

李伯嘉信中提到的“國難本封面由張君改好一張(小學用)”,這是張令濤在香港的兩天時間內繪制的惟一作品。所謂“國難本”,即后來商務印書館統一印行的“復興教科書”系列。應該說,張的筆觸是生動傳神的,畫面上七個小孩子分工協作,正以積木搭建一所建筑物。而這所正在搭建中的建筑物,正是當時的南京政府辦公大樓的形象,其中寓義不言而喻。兒童是國家的未來,畫面中他們搭積木的行動,正是象征著要一磚一瓦復興中國的未來。張在這一教科書封面設計上,所流露出的愛國赤誠與衷心期盼,已經躍然紙上,讓人觀之動容。

如果說,李伯嘉一行奔赴香港,算是商務印書館在特殊時期的一場集體“夜奔”。那么,他們逃離的是肆虐無休的戰火,奔向的是相對穩定的出版環境。這場集體“夜奔”對商務印書館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為的只是重振出版事業,實施復興大計。而于張令濤而言,先是不自覺的選擇了這樣一場集體“夜奔”,可最終還是返過來做了一次一個人的“夜奔”。當然,這樣各自不同的選擇,并沒有根本意義上的孰優孰劣之分,源自“大我”與“小我”的個人抉擇,都只是共赴國難大背景之下的生動存照。

無論個人抉擇如何艱難,無論戰時境遇中何艱苦,商務印書館始終傾力重振其出版事業,在隨后的數年時間里,迅速恢復各項業務,日益壯大、欣欣向榮。“一·二八”事變之后的商務印書館,經常開展各類國難紀念與圖書銷售相結合的活動,其中“讀書救國”運動雖主要以圖書促銷方式來開展,但卻不難看出其呼吁國民、共克時艱的積極心態。應當說,抗戰期間,“讀書救國”不但成為以商務印書館為首的眾多中國出版機構的共識,成為他們重振出版事業的信心所在,更已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與國民大眾的共同心聲。

勿須多言,新近發現的這兩件信札,也為后世讀者近距離接觸那個驚心動魄的危亡時刻,提供了穿越歷史的另一番視野。這豈止是一部國難出版史的縮寫,這還是一部彌足珍貴、真實原味的國難心史。其中意味,不但值得為之鉤沉考索、深入探研,更值得后來者以史為誡、長思遠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