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到2020年底，設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50%以上，東部地區達60%以上。可以說，焚燒已被視為我國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近日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北京生活垃圾管理“收集—運輸—轉運—焚燒—填埋”全過程社會成本高達2253元/噸，其中焚燒處置成本，光二公式英致癌健康損失就達764元/噸，遠超當前北京收的40—80元/噸居民生活垃圾處理費，300元/噸非居民生活垃圾處理費，100元/噸廚余垃圾處理費。

不合適的補貼政策刺激企業增加焚燒量

據測算，2253元/噸垃圾管理社會成本中，收集、運輸和轉運的社會成本1164元/噸，入焚燒廠后的焚燒處置社會成本1089元/噸。而焚燒獲得的各類補貼325元/噸，包括處理費163元、電價補貼60元、底灰處理補貼43元、稅收優惠32元、建設費用20元、土地費用4.9元、滲瀝液處理補貼0.4元。電價補貼構成焚燒廠所獲收入及補貼的20%左右。

“雖然生活垃圾直接處理費很低，但社會成本很高。那垃圾焚燒廠為什么還要燒？是因為有各種補貼，所以還是劃算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環境學院教授宋國君說，電價補貼將本應由地方財政承擔的焚燒處理費以電價形式轉移給社會。沒有電價補貼，焚燒廠對垃圾會有“高熱值低水分”的訴求，有了補貼，哪怕加煤燒也是賺錢的。因此，不合適的補貼政策刺激了焚燒企業對垃圾增量、擴大投資的需求，幫助維持不分類現狀，是導致生活垃圾處置高昂社會成本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