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張孩子在地鐵里睡著的照片，讓許多家長看得唏噓不已。在這張照片里，一位穿著校服的小姑娘，背著書包、手里還拿著杯飲料，坐在地鐵的地板上睡著了。

“我家孩子6點起床，中午基本不休息，晚上5點半到家，作業做到九十點，累。”

“我們孩子三年級，天天功課加起來9~12項，背默讀寫一樣不差，眼睛已經近視了。”

“我家的孩子，放學接回家只有10分鐘的車程，照樣在車上睡著了。”

……

看到照片，很多家長感嘆孩子上學太累，需要減負。減負從來不是一個新話題。從1955年教育部發出第一個減負文件后，幾乎每隔幾年，相關部門就會出臺相應的減負政策。今年新學期伊始，上海、長沙、沈陽等地就相繼發出“減負大禮包”。

“減負令”下，下課早了、作業少了，考試的方式也變了，可孩子、家長仍是喊“累”，甚至有家長表示負擔更重、焦慮更甚。原因在哪？又該如何破解？《工人日報》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采訪。

孩子減負 ， 家長增負

陳忠明是遼寧沈陽一高校教師，他的兒子今年讀五年級。

2016年底，沈陽教育局頒布“最嚴減負令”，要求教師不得不加選擇地布置教輔材料上的作業，不得布置機械性、重復性、懲罰性作業，不得布置超越學生能力的作業，不得布置要求家長完成或需要家長代勞的作業，不得要求家長批改教師布置的作業。

這不是教育部門第一次頒布“減負令”。事實上，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發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減負文件《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之后，幾乎每隔幾年，相關部門就會根據新形勢出臺相應減負政策。1964年、1978年、1988年、1994年、2000年、2004年、2010年……各種版本的“減負令”數不勝數。而在地方層面，各地多年來也陸續出臺相關文件，對在校時間、課后作業、考試、補課、休息和鍛煉時間等做了嚴格細致的規定。

陳忠明也能明顯感覺到此次“減負令”的力度，“現在，已經沒讓家長批作業了，成績也不發到班級群里了，孩子上學的時間也大大縮短了”。

可孩子看起來是減負了，新的煩惱也跟著來了。現在，孩子每天下午3時50分就放學，每周三因為老師業務學習，更是2時50分就放學了。“這個點，讓家長怎么接？”陳忠明告訴記者，由于他是大學老師，時間相對還自由一些，兒子多數是他接送，但因為周三晚上有課，他也只能讓托管班接孩子。而托管班的費用每月在600元以上，不僅昂貴，而且很多缺乏安全保障。

誰接孩子甚至引起了教育部長陳寶生的關注。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他說：“基礎教育階段，放學之后，學生怎么辦？我到教育部工作之后在基層做過調研，好多學生家長就講這個事，這是件讓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非常揪心、非常撓頭的事。”

對于這個問題，各地也進行了探索。2014年起，上海市公辦小學普遍向家庭看護確有困難的學生提供課后免費看護服務；今年初，江蘇省南京市下發通知，所有公辦、民辦小學實行“彈性離校”制度，為小學生免費提供延時照顧服務。

日前，教育部印發《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實行彈性放學時間，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財政補貼或與家長建立談判溝通機制適當收費等方式對參與課后服務的學校、單位和教師給予適當補助，嚴禁以課后服務名義亂收費。

不過，對于意見實施的效果，陳忠明認為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