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困擾北京、東京、首爾三邊互動架構的諸多消極因素，中日韓關系究竟應該怎么處？這不僅是一個爭議性的政策問題，更是擺在東亞政治面前的世紀難題。當前中日韓關系的低潮并非偶然。

19世紀末以來，中日韓從未出現過同時強大和繁榮的局面，東亞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出現陸、海分離的地緣政治結構開始被打破的現實，而觀念與制度層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再加上美國因素的牽引與干擾，中日韓關系的“新三國演義”充斥爭議和對立實屬正常。

這是東亞地緣戰略結構從未有過的新變化，穩定和改善中日韓三國關系也必定絕非易事。單純從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入手，或者單方面的克制和忍讓，恐怕都難以打開中日韓三邊關系的新局面。從這個角度，筆者對笪志剛先生《環球時報》2月22日見報的《中日韓破局不能坐等域外國》一文存有異議。

安全關切先于經濟利益

國家間的經貿關系并非只是單純的經濟和貿易安排，背后的外交和戰略考慮常常是決定經貿政策選擇的關鍵因素。安倍政府在2013年下定決心加入奧巴馬政府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TPP)，首先考慮的不是日本的貿易和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十足的政治和戰略決定。

TPP的本質是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經濟杠桿，其目的是通過建立排斥中國的地區性貿易集團加強“孤立中國”的地緣戰略集團。安倍力壓國內一度強大的反TPP勢力，愿意向美國開放汽車、農產品市場，就是為了全面增強美日軍事同盟，避免美國在未來可能的日中軍事沖突中戰略猶豫。

韓國在2016年7月做出“薩德”部署決定，最根本的原因同樣是——韓國必須在朝鮮導彈與核武器威脅面前，強化韓美軍事同盟作為韓國安全的可靠保障。這是1992年中韓關系正常化以來，韓國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略“再選擇”。面對來自金正恩政權迅速的核力量和導彈發展，韓國把國家安全的“寶”徹底押在美國身上。

近年來，中日韓之間出現的這種擴大的安全對立，有著深層的亞太地區戰略性和結構性根源。在國際關系中，經濟和安全是相互關聯、但又彼此分離的兩個領域。經濟上的利益計算和相互依賴帶來的紅利，并不能必然取代和削弱安全問題的關注。

安全利益的評估和選擇，對一個國家而言一定是優先于經貿利益的“高位政治”，這是國際關系的基本法則。經貿關系無法替代安全利益的估算，同樣也是國際關系冷冰冰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