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確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牽頭抓總的18項改革任務，已完成17項。與此同時，截至2016年底，全國檢察機關已遴選員額內檢察官71476名，地方三級檢察機關首批員額內檢察官遴選工作接近完成。

2017年，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進入了決戰之年。司法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中居于重要位置，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定案的不辦，辦案的不定”成為歷史

“牽住司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司法責任制改革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石，對提高司法質量、效率和公信力具有決定性影響。兩年多以來，我國在司法責任制改革上蹄疾步穩，成效逐漸顯現。

“有了員額制檢察官，就應當賦予他們獨立辦案權。”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于世平代表介紹說，司法體制改革之前，辦案過程往往是檢察官辦案、領導審批，也就是“定案的不辦，辦案的不定”，“容易出現一些冤假錯案，且錯案追責的對象也不明確。”

于世平說，其所在的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在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之后，員額制檢察官已擁有獨立決定、獨立起草、獨立制作法律文書等權力，“這一方面賦予了檢察官獨立辦案的權力，另一方面也明確了辦案的責任。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讓檢察官們更加珍惜自己的權力，更感到自身責任的重大。”

司法責任制同樣在法院系統得到大力推進。

安徽作為全國第二批司法體制改革試點省，在落實司法責任制方面采取多項措施，明確各審判主體權力清單和邊界，轉變監督管理方式，規范監督管理程序，并全程留痕、相互監督、相互制約。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堅代表表示，安徽省從今年3月1日起全面下放裁判文書簽發權，“院庭長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案件外，不再審批簽發自己未參審案件的裁判文書。”

讓“上來的”有保障，“下去的”有事做

“能不能入額”常常是大家討論關心的話題。如何突出辦案能力和業績考核，讓辦案數量多、質量高、效果好的人入額，讓入額的多辦案、辦好案，這是員額制改革必須回答的。

華僑大學地方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戴仲川代表自己就投身到了此次司改過程中。他說，“司法改革的核心是‘責任制’，而員額制是實現責任制的必經之路。動真格的，許多原來一線的法官、檢察官被差額了下去。然而，更多的人才到了一線，責任大、壓力也大，如何確保‘下去的’有事做、‘上來的’有更好的待遇，是要解決好的問題。”

對于員額制改革中可能出現的一些困難和風險，在堅定推進的同時也不能忽視。

“員額制改革后，法官數量減少，法官人均辦案量倍增，辦案任務更加繁重。”張堅表示，安徽作為人口大省、案件大省，但全省法院中央政法編制占人口比卻僅居全國第二十九位，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案件增長的需要。同時張堅也提到，未入額的人員隊伍穩定問題亟待解決，“尤其是年齡較大的未入額審判人員，既不能獨立辦案，收入差距也逐漸拉大，增加了不穩定因素，需要高度關注。”

對此，張堅表示，安徽省將探索司法雇員管理模式，建立書記員等司法雇員隊伍，統一招錄充實法官助理隊伍，緩解法官工作壓力。

提升基層法官隊伍素質，適應改革需求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央有關部門，制定發布了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通過貫徹罪刑法定、疑罪從無、證據裁判等訴訟原則，推動確立審判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和決定性作用，大力推進庭審實質化，從源頭上防范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等違法行為，確保裁判經得起法律檢驗。

不過也有人大代表注意到法官素質本身對這項改革落實的影響。

“基層法院法官對當庭認證普遍存在著心理負擔過重的問題，惟恐當庭認證出現差錯，而直接影響到辦案質量。”河北易水硯有限公司張淑芬代表認為，隨著近年來以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為中心的審判方式改革深入實行，基層法官素質參差不齊可能影響改革效果。一些基層法官在庭審中往往只對那些雙方當事人經過質證均表示無異議的證據才當庭認證，而對那些對方雖提出質疑、但明顯錯誤的也不予認定，最終導致無法當庭依法作出裁判，直接影響到辦案效率。對此，張淑芬呼吁要進一步加強基層法官教育培訓，提高其專業能力。

對于司改的成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曹義孫委員認為，新一輪司法改革，完善了司法管理制度，規范了司法權力運行，確保了法律的有效實施。特別是由于司法公開與依托大數據技術的信息化建設，有力提升了司法公信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了公平正義。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是一次有智慧且卓有成就的改革，也是一次自覺的深刻的自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