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認為本科畢業就業難，被迫走上考研路

2016屆畢業生韓莉已經是考過兩次研的“老手”了，父母希望她將來進國企工作，因此強烈要求韓莉考研，學校專業都不限制，拿到碩士文憑即可。“我的父母認為，除了國企和央企，其他公司都不是‘正經’單位，而現在國企和央企對學歷要求又比較高，本科生幾乎沒有機會，所以他們讓我考研就是硬性要求。”她說。

韓莉本人對于考研的執念沒有那么深，她承認自己這兩年的備考沒有盡自己百分之百的努力，“兩次考研都是從4月開始準備，一開始斗志昂揚，可是越臨近考試心態越放松”，她表示，如果這一次考不上自己報考的學校專業，不會接受調劑，“我不想為了一紙文憑，去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韓莉說。

現在，考研的分數線還沒公布，韓莉已經開始投簡歷、找工作了，她認為做兩手準備，心里不慌。然而，韓莉的父母早已暗示她，這次如果還沒考上，今年年底就繼續考。

李芮在安徽一所211高校讀研，她將在今年6月畢業。已經找到一份工作的她，對媽媽既感激又有點兒埋怨，“很感謝我媽媽兩年前‘逼’我讀研，在找工作時，我才意識到碩士學歷的重要性；但我又有點兒怪我媽媽，當年她應該‘逼’我報考一個更好的學校。”

2013年9月，李芮在安徽一所非985、211的普通高校讀大三，從那時開始，她的媽媽就要求她本科畢業后必須讀研。“當時媽媽給我兩條路，去香港讀研究生或者考研。”做好本科畢業直接工作準備的李芮，非常抗拒媽媽的要求，“當時我媽媽采取了減少生活費的方式‘逼’我，從原本每個月1500元一點點減少到每個月500元。好在我有些積蓄，堅持了一陣子。直到2014年4月，我‘投降’了，決定聽媽媽的話去考研。”

在李芮的媽媽看來，非985、211的普通高校畢業的本科生就業很困難，尤其是她希望女兒留在省會合肥，可能就更難了。“我媽媽所在單位同事的孩子幾乎都是研究生畢業，我的堂姐們也是研究生畢業，她可能也有點兒攀比心理吧。”李芮說，“當時媽媽表示，如果我第一年考不上，就供我再考一年。她說，‘也許你現在恨我，但我必須管你’。”

經過了半年多的準備，2015年春天，李芮順利地考上了安徽一所211高校，“我就是‘混學歷’的，所以讀了專碩。”即將畢業的她，在2016年底找工作時，才明白媽媽“逼”她考研的良苦用心。

“沒找工作時不覺得學歷多重要，找工作時發現有的單位招人時‘明碼標價’，碩士學歷工資明顯高于本科學歷，甚至有的單位直接寫明‘只招本科以上學歷’。”李芮說。

以2015年數據為例，麥可思研究院公布的薪酬數據顯示，一線城市，本科生的平均薪資在4364元，碩士生平均薪資為6503元；二線城市，本科生平均薪資為3692元，碩士生為5436元；其他城市，本科生平均薪資為3162元，碩士生為4821元。由此可見，碩士學歷可以獲得更高的薪資。

李芮告訴記者，“我挺慶幸自己讀研的，不過還有一些單位明確招‘學碩’或‘985、211高校畢業生’，我又覺得自己的身份有些尷尬了，媽媽應該‘逼’我再狠一點兒。”

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考研族仍需要更多理性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考研人數“激增”，一方面因為在職研究生納入統考。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以及我國的“學歷情結”依舊存在。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李奇在接受采訪時介紹，30多年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很低，高等教育就是精英教育；1999年高校擴招后，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快速上升，2002年達到15%，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階段進入大眾化階段；現在，甚至有的地區幾乎進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階段。“總體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著進入某個具體專業領域的要求也有所提高。就會出現以前是本科學歷的人做的工作，現在接收碩士學歷甚至博士學歷的人。”在李奇看來，所謂“學歷貶值”，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密切相關。

熊丙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社會用人單位對學歷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令不少學生把提高自身的學歷層次，作為考研的首要目標，并把提高學歷層次與提高競爭力等同起來。這其實助長了對研究生學歷的畸形需求，并不利于提高研究生人才培養質量。他指出：“要讓考研回歸理性，還需要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消除社會的學歷情結，才能打破人才評價中的唯學歷論。”

熊丙奇認為，研究生報考熱，帶有極強的短期功利色彩。“目前在就業形勢嚴峻、社會‘學歷情結’的包圍中，考生們是難以進行理性選擇的。”他建議：“要切實推進研究生人才培養機制改革，建立研究生質量保障體系。同時，扭轉我國社會，尤其是公務員招考、國有企事業等單位招人中存在的唯學歷論，才能引導學生理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