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證難、認定難　最難莫過“羞于啟齒”

近日，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披露，２０１６年該院正式受理人身安全保護令糾紛４起，其中２起撤訴，２起裁定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共收到７份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其中３份得到法院支持，１份被駁回，另外３份被撤回。與遭受家暴的人數相比，法院發出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并不算多。

記者采訪了解到，這當中有的是因為夫妻和好撤訴，有的是施暴者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行為，在法官的勸導教育下表示痛改前非；也有的是證據不足，或是當事人申請理由不當被法院駁回請求。

但最大的障礙莫過于“羞于啟齒”。“公眾有‘家丑不可外揚’的觀念，不愿意把家事說給外人聽。”陳蕊伶告訴記者，她代理的４起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中，受害人有的常年忍受家庭暴力，被打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嚴重，沉默反而縱容了施暴者。

另外，舉證難也是反家暴的一大關卡。民事訴訟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但受害者往往缺乏保留證據的意識。陳蕊伶說，她代理的一起案件，當事人被打了十幾年，由于沒有證據，錯失了很多維權機會。在律師幫助下，才針對最后一次家暴收集到一系列證據，拿到了人身安全保護令裁定。

北京房山區法院河北法庭負責人付玉琳告訴記者，不少當事人有一種誤區，認為家庭暴力次數越多，越容易認定為家庭暴力。實際上，司法程序注重通過證據認定事實，哪怕受害人只遭受了一次家庭暴力，只要拿得出證據，法院就傾向于認定構成家庭暴力。相反，遭遇多次家暴，卻沒有一次能夠拿出證據，通過司法途徑尋求保護也很難。

法律不是“萬靈丹”　根治家暴需要形成社會合力

記者采訪了解到，反家暴涉及多部門聯動，在調查取證環節，受害人需要公安機關出具驗傷介紹信、對施暴者出具告誡書，但有的基層派出所對這些工作不了解，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即便發出了人身安全保護令，也需要街道、居委會等配合執行。

基層社工、律師發現，發生家庭暴力的并不僅僅是家庭成員賭博、吸毒、經濟困難的“問題”家庭，也有中等收入的普通家庭、知識分子家庭。“很多家庭暴力的問題，起因是情感、親子教育觀念差異，開始以為只是尋常小事，不以為意，慢慢就變成無法溝通，相處模式僵化，進而演變成暴力問題。”楊暖榆說。

業內人士認為，家庭暴力不是僅靠法律就能解決的問題，最終還要回歸社會層面對癥下藥。陳蕊伶說：“法律可以制止施暴者，卻無法修復破碎的情感。受害者還需要心理干預，才能徹底走出陰霾，投入新的感情。即便夫妻兩人暫時放下干戈，接下來如何相處，也需要婚姻家庭方面的咨詢指導。”

房山法院黨組成員、政治處主任沈波告訴記者，從該法院的抽樣調查結果來看，家暴案件中有４０％以上的受害人曾經報警，但向其他機構尋求救濟的不到１０％。“反家暴法明確，遭遇家庭暴力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單位、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婦女聯合會等單位尋求救濟。救濟體系應該是多元化的，各個部門要協同合作，讓受害人能夠充分利用身邊資源，保護自身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