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探險家威廉·蓋洛是長城探險第一人。1903年至1919年間他曾多次來到中國考察。

▲威廉·林賽在選取與老照片相同的角度拍攝長城。

水關長城是八達嶺長城的東段，兩張照片分別攝于1907年和2005年。前者由英國攝影師赫伯特·龐定拍攝，畫面中離鏡頭最近的兩輛騾車可能就是龐定來到八達嶺的交通工具。2005年林賽重攝此地，發現由于修筑公路，拍攝地點高度已經發生變化。此時水關長城已重修，山腳下的土路變成了新修的柏油馬路。

1922年和2005年的居庸關長城西北扇面。兩張照片對比，老照片上的民居院落早已被新修的高速公路取代，左下角的敵樓也已經重修了。

懷柔慕田峪長城的一段，因其獨特的走勢被稱為“3字形長城”。1908年拍攝的照片上，三座敵樓清晰可見。2004年林賽重攝時，這些敵樓已殘破不堪，墻面上的排水口也只剩了一半。

▼這張照片是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插頁，為了使畫面更加生動，當時的編輯在長城下方貼上了駱駝和農民的圖像。1922年，八達嶺長城已經遭到一些破壞，畫面左側和右側遠端可以看到兩處墻體坍塌的缺口。

1989年，熱衷于長城探險的英國攝影師威廉·林賽得到了一本名為《中國長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書。這本書出版于1909年，作者是美國人威廉·蓋洛。書中不僅有作者徒步考察長城全線的文字記錄，還有大量精美的老照片，這些內容使林賽驚嘆不已。林賽自兒時便立志徒步走完長城全線。為此他堅持長跑，還學習了攝影技術和地理學。1987年，他終于從山海關步行至嘉峪關，實現了當年的夢想，因此被譽為“走完長城全線第一人”。他從未想到，竟有一個同名的先行者，早在八十年前就已完成這一壯舉。

細細翻閱這些老照片，威廉·林賽覺得一張照片上的長城似曾相識。他找出自己的照片，發現自己也拍攝過長城的這個部分，但是威廉·蓋洛的照片上有一座敵樓，而新照片上卻沒有。他意識到長城正在遭受破壞，保護長城、留下影像資料十分重要。于是，林賽決定帶著這些老照片故地重游，從相同的取景角度拍攝一批新的長城影像。這樣既能使人們直觀感受到長城所承載的厚重歷史、認識到保護長城的重要性，也是對威廉·蓋洛的致敬。

帶著《中國長城》，威廉·林賽沿著前輩的足跡，再一次開始長城拍攝工作。他在長城沿線150多個地點進行拍攝，為了使取景、光線、拍攝季節盡可能與老照片相同，有時還要反復前往一些地方。一路走來，他對這位威廉·蓋洛的生平愈加好奇：為了解更多相關信息，他聯系了出版《中國長城》的倫敦約翰·穆雷出版社，還有威廉·蓋洛家鄉的博物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多埃斯頓城博物館，但并沒有什么收獲。

2008年2月，威廉·林賽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發信人告訴他，不久前有人向多埃斯頓城歷史學會捐贈了一批威廉·蓋洛的遺物。同年6月，林賽動身前往多埃斯頓城，看到了當年的底片、日志和信件，還探訪了威廉·蓋洛的故居“荒原之家”。房屋已經易主，但威廉·蓋洛當年復制的“天下雄關”“天開海岳”石碑還在，這正是長城東西兩端的石碑。他的后人也特地從各地趕來，到“荒原之家”與林賽見面。借助后人的回憶和留存的手稿，威廉·蓋洛的經歷逐漸清晰起來。

威廉·蓋洛是個傳教士，十分熱愛中國文化，1903年就曾來到中國考察長江流域的自然、人文。1908年，他為了考察長城第二次來到中國。1908年5月29日蓋洛自山海關起程，8月29日到達長城最西端嘉峪關，隨即折返，11月底回到北京。考察歷時五個月，蓋洛一行人忍受著沙暴、酷暑，甚至有一次差點被洪水淹死。一路走來，威廉·蓋洛拍攝了大量照片，還記錄了許多長城的相關數據。每當遇到石碑，他都要助手將碑文抄錄、拓印下來，但從未把它們挖出運走。

1909年1月，威廉·蓋洛攜帶著400盒底片和幾百頁的探險筆記踏上歸途。回到美國后，他將這些照片和文字整理出版，題為《中國長城》。這是世界上第一部關于長城的專著。蓋洛沒有帶回任何中國文物，博物館中也就沒能留下他的名字。

威廉·蓋洛的事跡深深打動了林賽，他制作了一個紀念牌，上面除了蓋洛的生卒年月，還有標注出長城的中國地圖。2008年6月，距威廉·蓋洛的長城之行正好100年，林賽代表他成立的“國際長城之友協會”將紀念牌放置在了蓋洛的墓前。他希望這塊紀念牌能夠告訴人們，長眠于此的人是長城全線考察第一人，這位勇士的探險、著作和照片使后人受益匪淺。郭家瑋/文

本版圖片選自《兩個威廉與長城的故事》，由威廉·林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