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另一方面，貧富差距的加大等問題使得中國社會正處在轉型的陣痛之中。2016年，民粹主義思潮及其產生的一系列現實行為在中國暗流涌動。由于中國的選舉制度與西方國家存在差異，民粹主義在中國的表現并不是西方那樣全國性大爆發，而是在各類輿情事件的演變和網絡輿論中，在全國各地、線上線下不斷引發一次次“小地震”，呈現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態勢。在這當中，互聯網是民粹主義重要的助推力。由于互聯網隱匿性的特征導致了大量情緒化和非理性的表達，也引發了“烏合之眾”的誕生。民粹主義借助各種網絡輿情事件在網絡上發聲，并且在一些事件中引發了較大的社會影響。

實際上，民粹主義本身暗含著一種拉鋸和矛盾。一方面，是社會轉型時期公眾在面臨各種公共問題時所提出的合理訴求。對于這一問題，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尋求方案積極地予以解決，從而避免公眾的合理訴求被動轉化為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公眾在尋求政府部門幫助的過程中，往往帶有不滿的情緒。伴隨著這種不滿，只要稍微多走一步，就可能直接演變成民粹主義。正如列寧所說，“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謬誤”。而在公眾的公共參與和維權過程中，合理訴求與民粹主義之間也存在著一種類似的微妙關系，兩者之間很難劃清界限。這也導致了目前在中國，對于民粹主義的治理存在一定的困難。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合流，體現出了巨大的能量和持續演變的不確定性

2016年上半年，以90后為主體的“帝吧出征”事件引起巨大反響。這場“出征”雖然本質上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色彩，但也暗藏民粹主義的風險。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合流，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根據復旦大學社會治理中心和上海開放大學信息安全與社會管理創新實驗室聯合發布的《中國大學生心態調查（2016）》，在大學生中，極端民族主義雖然僅占到全體樣本的4%，但是這一群體表現出對于國家主義、民粹主義的強烈認同，組織開展網絡暴力行動（例如“人肉搜索”）的可能性也顯著高于其他類型。目前，在以90后青年人為主體的大學生中，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合流，產生了一小批極端民族主義，正如“帝吧出征”那樣，這一小群人可以形成巨大的影響力，但是，也存在后續演變的不確定性。

80后、90后成長于共和國的繁榮年代，往往具有很強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大國自信。一方面，該群體保持與主流話語的高度一致，動輒訴諸國家利益與民族大義，在對外關系方面，持有一種狹隘的愛國觀和極端的大國心態，即一味要求中國在處理國際問題要保持強硬態度，不退讓、不妥協，凡是有損中國主權和利益的，凡是與中國有不同意見的，都應該予以反對；然而，另一方面，由這一群體組織以及參與的群體性事件（包括線上和線下）極容易轉化成為以“愛國”為名、以“民粹”為實的極端暴力行為，這需要高度警惕。

民粹主義與“仇富”“仇官”“仇精英”思潮的合流，可能加劇轉型期業已存在的社會矛盾

在2016年發生的魏則西事件、雷洋事件和趙薇事件等各類輿情事件中，“仇富”“仇官”“仇精英”等議題不斷涌現，在網民的激辯中，都或多或少存在民粹主義的身影。在魏則西事件中，網民一邊倒地、爆發式地批判民營醫院的體制創新和互聯網巨頭百度公司，一些言論甚至缺乏理性，這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仇富”的心態作祟。而趙薇因為新片涉及到臺獨藝人引發了排山倒海的網絡民粹主義情緒表達，精英圈子又反過來抨擊民粹，從而形成了精英與民粹雙方都基于非理性的論戰，呈現出輿論分化的現象。

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壓反腐，這表明了國家建設廉潔政府的決心，贏得了公眾的廣泛好評。然而，在這呼聲的背后，似乎也存在民粹主義一直以來的“仇官”情緒得到現實佐證而產生的快感。這一系列的輿情背后，實際上是民粹主義與“仇富”“仇官”“仇名人”思潮合流，這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社會已經存在的矛盾分化，加深了社會階層對立，擴大了社會中下層群體對于貧富分化的不滿，甚至可能進一步引發線下的群體性事件。

民粹主義圍擊基層，不僅僅流于口頭，甚至開始深深地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現在在民間有一種說法，“老百姓只要鬧事，一切要求都能解決”。對于民粹主義的治理，地方基層政府拿不出有效的方法，只能一味退讓，但這實則是進一步助長了民粹主義的滋生，導致了基層政府在各類民眾的上訪中被不斷圍擊。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近年來持續發生的反PX、反垃圾焚燒廠等一系列圍繞環保議題所展開的抗議事件遍布全國各地。在2016年發生的連云港反建核廢料堆工程事件中，民眾的抗議最終使得政府不得不出面表示將退出核廢料堆的工廠選址。

而在中國農村，近年發生了多起“民殺村官”事件；2016年11月，河北村民賈敬龍因用射釘槍殺死村主任，被執行死刑。這些事件在網絡上引發了爭論。其中一個現象是，這些發生在農村的極端行為，已經涉及到刑事案件，卻仍然存在小部分人在網絡上為犯罪村民“叫好”。這一方面體現了中國農村的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民粹主義已經開始影響到了社會穩定、社會對于黨政干部的信任，這非常值得我們警惕。

（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鐘怡對本文亦有貢獻）

作者：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良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