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上一切真正偉大的文藝作品，無不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文藝作品，其實正如人，也是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一個人，如果沒有骨氣，外表無論如何健美，也并不是真正健全的人。文藝作品亦然。劉勰《文心雕龍·風骨》云：“沉吟鋪辭，莫先于骨。”又說：“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對文藝作品來說，“骨”，就是指作品要有好的思想內容，一種超越世俗、激動人心的正能量，由此彰顯作品的骨氣，或者說“風骨”。這就是說，一部文藝作品，如果沒有骨氣或者說“風骨”，即便辭藻華麗，也會如劉勰所說“負聲無力”，即肯定沒有吸引力、感染力與生命力，因之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文藝創作，更不用說是偉大的文藝作品。劉勰因此特別抨擊那種“瘠義肥辭，繁雜失統”的作品，斥之曰“無骨之征”。

文藝創作要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需要付出艱苦的創造性勞動。那些叫得響、傳得開、留得住的文藝精品，都是嘔心瀝血鑄就的。“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這是路遙的座右銘，鐫刻在他的墓碑上。

圖為1987年路遙在陜西寶雞跟文學愛好者交流，一個小女孩給他遞上小紙條，選自鄭文華著《作家路遙》，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誠然，文藝作品要有骨氣，作為作品創作者的作家藝術家首先要有骨氣。歌德說：“一個作家的風格是他的內心生活的準確標志。”又說：“如果想寫出雄偉的風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偉的人格。”對一個文藝家來說，骨氣是其人格的具體體現。真正有雄偉人格也即錚錚鐵骨的作家藝術家，才能寫出具有非凡骨氣的作品。由此不難理解，湯顯祖之所以能創作出《牡丹亭》這樣骨勁氣猛、深度批判晚明社會的戲劇作品，這首先是因為有著如他在《答余中宇先生》中所說的“伉壯不阿”的偉大人格；曹雪芹之所以能創作出《紅樓夢》這樣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無以上之、風骨遒勁、全面深刻地批判封建社會的偉大小說，不能不說與他有著非凡的骨氣密切相關。敦敏《題曹雪芹畫石》有云：“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而魯迅之所以能成為“民族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下一篇篇充滿戰斗性的不朽篇章，這首先也是因為正如毛澤東所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西方真正偉大的作家藝術家亦然。

巴金在談到文學創作時曾精辟地指出：“一個真正屬于人民的藝術家，一定要有勇氣，可以說無勇即無文。”有骨氣才會有勇氣。不能設想一個沒有骨氣的作家藝術家會做到“胸中有大義，心里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會“立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有勇氣去深刻地揭示社會重大問題。“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作家藝術家如果不關注重大的社會問題，只糾纏于杯水風波、個人恩怨，不太可能拿出氣魄宏大的作品。被譽為勇猛如“撒哈拉沙漠里的獅子”的托爾斯泰，之所以被稱頌為“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重要原因在于他如列寧所說“無畏地、公開地、尖銳無情地提出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和最難解決的問題”。

當然，一個作家藝術家有骨氣，不一定能創作出成功的或者說偉大的文藝作品；但可以肯定地說，一個作家藝術家如果沒有骨氣，那他就一定不能創作出成功的或者說偉大的作品。相反，他很可能難以抵制浮躁與媚俗，一如“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隨波逐流，爭名奪利，寫出某些品格低下的“文學消費品”，而不是真正杰出的文藝作品。

與此相關，偉大的作品必定有獨特的個性。雨果說：“未來僅僅屬于有風格的人。”風格即個性。顯然，偉大作品的獨特個性——無論其內容還是形式，同樣與作家藝術家的個性緊密相連。作家藝術家的個性不是他們個人性格的抽象物，而往往積淀著重要的時代、社會內容，乃至時代的審美要求。當作家藝術家的個性投射到作品中，肯定與其所描寫的廣闊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米·赫拉普欽科在《作家的創作個性和文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作家的創作個性越卓絕不凡，他身上的社會性的東西就越強烈，并由此反映出深刻的社會過程。即使從作品的形式角度看，康定斯基說：“形式反映出每個藝術家的特定精神，它帶有個性的烙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盧森堡指出：“沒有偉大的個性和偉大的世界觀，就沒有偉大的藝術。”一個作家藝術家即使有偉大的世界觀，但如果不與其偉大的個性恰如其分地結合起來，也創作不出深刻反映時代與社會的偉大的作品。

真正有獨特個性的偉大作家藝術家，一定是個有骨氣并勇于擔當的人。只有像湯顯祖、曹雪芹、魯迅、托爾斯泰那樣有嶙峋傲骨的作家，才會為時代的重大社會問題所深深激動而無所畏懼、精心撰著，兼之他們所具有的廣闊的文化視野與甚為豐厚的藝術修養，最終創作出具有鮮明個性的偉大作品。無數事實證明，唯有真正有骨氣、有個性的“碧海掣鯨手”，才能創作出令人百讀不厭、積淀著自己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自己民族獨特精神標識的“云蒸霞蔚文”。

每個作家藝術家的個性當然是不一樣的。作家方方在《文學創作與個人表達》的演講中指出：“文學千年來富有魅力，正是源于文學作品無數的個人表達。”玫瑰與紫羅蘭不可能發出一樣的芬芳。但作家藝術家如果躲在方寸天地里煢煢孑立、喃喃自語，或沉迷于寫怪怪奇奇與血腥的東西，或熱衷于寫某些如錢基博所貶斥的“軟熟甜俗之韻”，企圖以此吸引讀者的眼球，那就是低級庸俗、缺乏時代使命感的表現，是缺乏崇高藝術理想的表現，也是缺乏偉大藝術創新的表現，稱不上有真正獨特的個性。

偉大文藝作品要有個性，還要有神采，這不妨說是文藝創作的最高境界。神采既是思想之美，也是藝術之美，它不是指一部文藝作品某些獨特的藝術個性，而是指其整體精、氣、神的巍然鼎立與光彩照人。一部文藝作品要有“神采”，首先就要有“神”。這個“神”，是文學作品之“骨”，如“水懷珠而川媚”之“珠”，也如“石韞玉而山輝”之“玉”，乃是作品洞徹百代、超邁古今、燭照人心的偉大、深刻而瑰麗的思想。正像魯迅所說：“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

一部文藝作品，唯有了此種激蕩人心、雄渾遒勁的思想沖擊力，才能彰顯偉大的思想之美，才可能成為真正有“神采”的作品。徒有美麗形式、養眼外觀，則與“神采”有云泥之隔、霄壤之別。唯獨有骨氣、有思想、有文采，才會有真正的“神采”。鐘嶸《詩品》論曹植之詩謂“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實具神采之韻。像陳子昂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所抨擊的齊、梁間那些“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詩歌，是談不上有真正的“神采”的。相反，他所激賞的是“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的詩作，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妨說是對文藝創作中什么是“神采”的甚為生動、精辟的闡釋。而對當代作家藝術家來說，尤其需要培植如魯迅所說的“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準確把握時代脈搏，“音情頓挫”般藝術地書寫，勇于回答時代課題，發出一個時代的金石之聲，如此方能寫出天馬行空般有“神采”的偉大作品。

對小說戲劇創作來說，塑造典型人物是個關鍵。這是因為典型人物身上凝聚了時代問題、時代精神，體現了時代藝術的最新發展。小說或戲劇作品如果沒有塑造出典型人物，而只有故事，是不會有真正的“神采”的。路遙早就指出：“人在作品中只是個道具，作品就不會深。歐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馬，為什么比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低一籌，原因也在于此。”那些偉大作家，無不在他們的作品中塑造出了能體現時代問題、時代精神與時代藝術的典型人物，這些人物至今活在成千上萬讀者的心間。他們的作品因此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有著永不過時的“神采”。

無論是湯顯祖、曹雪芹，還是魯迅，無不根扎于深厚的風華卓越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否則，他們的作品就會失去“通靈寶玉”，不會這般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也不會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當代作家藝術家要像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所說的那樣，主要“立足于本土的歷史文化”，并在人民生活大樹的枝頭盡情歌唱，由此創作出真正屬于自己民族的創造性文藝成果。

作者：鐘明奇（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