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本古籍，與上一代修復師對話

潘菲在修書時，會和書先建立一種感情，“就像新認識一個人”；修完了，她甚至會輕輕打個招呼，“嗨，我把你修好了”。有的古籍內容很有意思，潘菲會一邊修一邊看，她發現，有些事兒從古到今都差不多。比如，前兩天修《元版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元代人就提到了“晚婚”，還說“可謂失東隅收桑榆”。這讓潘菲頗有同感。

李屹東覺得，自己修書時是在和上一代修復師對話。“古代修復師也有不認真的。書頁上有破洞需要補紙，一般補上去的紙就比破洞多出一毫米，如果多太多，一是不好看，二是會不平整。但有的古人拿著一張大紙就糊上去了。”李屹東說，“我們最怕上一代修復師不講究，我們也要防止自己被下一代修復師罵。”

在過去，古籍修復有嚴格的師承關系，師父耳提面命，手藝代代相傳，每位修復師都能上溯到當年的某位修復大師。這種師徒制度在今天的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文獻修復室仍有儀式存在，每個年輕人進來，都會擇期舉行拜師儀式，指定一位師父。不過，給師父端茶倒水的舊式師徒關系已經消失了，主要是技術和經驗指導；在將來，學校體系教學或將慢慢成為主流。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長陳紅彥說：“修復師以前一直被當成工人，不受重視，評職稱難度大，所以造成很多人才流失。現在不同了，年輕人都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大部分擁有碩士學歷，他們一方面跟師傅學，一方面把自己在學校里學到的知識用到工作中，比如用顯微鏡分析紙張纖維，用化學分析看顏料成分，這是以前做不到的，這是年輕人的優勢。”

在2006年有一個說法，全國當時約有1000萬冊古籍，修復師約有100人，按這樣的情況，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所有的古籍修一輪。但書不斷修，不斷又有損壞，這個事兒永遠完不了。

“來這兒是一件幸運的事。”李屹東說，“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里講到，復制可以做到和原物一樣，但缺少靈氣兒，當你觸摸到實物，紙張的纖維、粗糙，墨是浮在上面還是沉在下面，直接和你肌膚相親，這是復制品無法企及的。有形的東西，你永遠不知道它將來的價值在哪里，一定要好好保護。”

李屹東小時候想當一個藝術家，藝術家要創新，但現在修古籍不能創新，“你在古籍上創新就是破壞文物”。那會遺憾嗎？“不遺憾，我能把祖宗傳下來的東西保護好就已經很成功了。”

我們都是普通人，過著柴米油鹽的生活

《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的走紅，也波及了“我在國圖修古籍”的修復師們，這間修復室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但顯然，人們對這個職業的了解還停留在好奇心的階段。

每當親朋好友問起，“你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李屹東就答，“修書的”；如果再問，“到底怎么弄呢”，答，“就是粘吧粘吧”。

潘菲笑著說，自己是“搞古籍”的，而爸媽是“搞航天”的，雙方處于一種“誰也不懂誰的友好狀態”。有一次帶媽媽去博物館看展覽，潘菲講解，“裱畫的時候要把畫噴濕”，媽媽當時就震驚了。

工作之余，潘菲在每周的兩個晚上，都會參加合唱團的排練。團里成員有金融行業、醫生、老師、公務員……干什么的都有。“很多人認為，你干古籍修復，是不是都‘那樣’，但其實我們都是普通人，工作和生活是兩回事。同事們有各種愛好，越劇、合唱、鋼琴、古琴、繪畫、足球……”

有時候，李屹東也覺得自己和時代有一些脫節。“和大學同學吃飯，人家都在講創業，什么P2P，C2C，O2O，我聽得云里霧里。時代進步挺快的，我們仍然在和最古老的東西天天打交道。”李屹東說，“但北京就這點兒好，圈子很多，總有一個適合我。”

李屹東住在北京大興區，每天上班單程地鐵需要50分鐘。在地鐵上，他最常做的事兒就是看手機，“工作時看紙質書夠多了，其他時間就看點兒手機吧，別被時代拋棄了”，但看到和古籍相關的內容，還是會格外關注。

李屹東說：“現在把做修復的都抬得跟世外高人似的，其實就是工作。只是人們太長時間沒有接觸這個職業，就給它貼上了虛幻的標簽，非得和匠人精神聯系在一起。其實哪行哪業不都得有匠人精神，敬業而已。”

在這間安靜的文獻修復室，除了古籍，年輕人們也經常討論房價漲了跌了，炒面筋又有什么新的做法，話題充滿了柴米油鹽的煙火氣。如果你有志于從事此業，潘菲還透露了一個好消息：“好多人說我們組的人長得年輕，大概是因為修身養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