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競選美國總統期間和當選后的一些言論和主張，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特朗普真正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并將成為其執政后追求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讓美國制造業再次偉大”。問題的關鍵在于，特朗普推行怎樣的政策，才能“讓美國制造業再次偉大”。回顧過去幾個世紀曾稱霸世界的荷蘭和大英帝國的制造業演變史，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在工場手工業時期，荷蘭的制造業在1648年達到繁榮的頂點，荷蘭也因此成為全球處于統治地位的制造業國家。當時，英國只是一個追趕者。但到了18世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業卻已經遠遠落后于英國。從1701年到1776年，荷蘭的主要產業不再是工場手工業，而是金融業。究其原因，正如馬克思所言，金融市場為“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的貨幣資本，提供了投資或投機的場所。因為對貨幣資本而言，“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也就是說，荷蘭制造業的衰落是由于資本追逐“快錢”。荷蘭金融業的脫實向虛使工場手工業空心化。荷蘭的金融業通過貸放巨額資本，特別是貸給它的強大競爭者英國來獲得“快錢”，從而不僅加速了本國制造業的衰敗，也加速了英國制造業的趕超。荷蘭成為第一個患上“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的國家。

英國成為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并憑借工業革命所形成的現代工業在全球取代了荷蘭的霸主地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要想工業化，就必須大量進口英國生產的工業制成品。對大英帝國工業品的世界性需求，使英鎊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國際金本位制實際上成了英鎊本位制。馬克思曾指出，在貨幣不是來自商品交換，而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獲得的情況下，個人和國家都不可能變富。采取這種方式獲得大量黃金的“西班牙，國家變窮了；可是為了從西班牙人那里取得貨幣而不得不進行勞動的那些國家，則開辟了財富的源泉，因而真正富裕起來了”。這些國家所開辟的財富源泉，就是制造業。當英鎊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后，對大英帝國來說，無需通過交換就可以在印鈔機中獲得世界貨幣。這極大刺激了資本從制造業流向金融業，并向國外大量投資或貸款，特別是貸給它的強大競爭者美國。大英帝國成為第二個患上“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的國家。

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電力、內燃機的出現，以及零部件與產品裝配分離形成的生產線，開創了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的新模式。由于美國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引領者，該國的制造業也就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偉大”起來。而衰敗的制造業與繁榮的金融業并存的大英帝國，則遠遠落后于美國和德國。自第二次工業革命至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制造業一直是“偉大”的，從而在這一時期美國是一個在全球處于主導地位的工業國家。美國基于其超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二戰后取代了大英帝國的世界霸主地位。

但是，即使在二戰后20年美國制造業發展的黃金時代，與西德制造業的迅速恢復和高速增長相比，“偉大”的美國制造業也已顯露出“疲態”，因為支撐美國制造業“偉大”的貨幣基礎——幣值穩定的美元——已經出現裂痕。對此，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特里芬在其1959年出版的《黃金與美元危機》一書中做了深刻的分析，并且他“堅信書中的基本命題對決策者來說將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有效”。在特里芬看來，曾處于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地位的英鎊因在國際上泛濫成災，不得不于1931年停止兌換黃金而大幅貶值，從而導致了國際金匯兌本位制的崩潰，并強化了世界經濟大蕭條。由于二戰后重建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忽略了一戰后“類似的‘重建’迅速崩潰所提供的充足而慘痛的經驗教訓”，從而美元也面臨英鎊那樣的危險，1931年的景象“會在某一個時點成為十分迫近而不可避免的事”。美國國際收支因“大得驚人和極不相稱的防務負擔”，赤字不斷增長，不得不靠發行美元來支撐，“就是一個不祥的預兆”。

特里芬預言的美元危機很快變為現實，1960年，第一次美元危機爆發，而第二次、第三次美元危機接踵而至。美國在整個1960年代都陷入了美元危機的恐慌中。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并接受了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匯率浮動制主張，放任美元匯率自由浮動。此后，泛濫的美元導致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1970年代陷入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美元大幅貶值。面對滯脹，1980年代初，美聯儲采取兩位數的高利率緊縮政策治理通脹，導致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美元又大幅升值。馬克思說：“產業資本是以它的貨幣形式即作為貨幣資本形成自己總過程的出發點和復歸點的。”美元幣值在20余年中的大起大落，嚴重破壞了美國制造業的“出發點和復歸點”。為求生存，美國制造業利用里根政府推行的經濟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大舉外遷或對外投資。幣值穩定的中國，成為其躲避美元“潮汐效應”的“諾亞方舟”。另外，美國政府錯誤的產業政策，即追求第三產業充當經濟發展引擎的“先進產業結構”的調整，更加速了被視為夕陽產業的制造業外遷。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美國金融機構為了應對劇增的匯率風險，以及“金融創新”帶來的其他金融風險，推出的許多意在分散風險和對沖風險的金融衍生品，變成了賺“快錢”的工具，從而吸引貨幣資本大量從實體經濟流入虛擬經濟，嚴重削弱了制造業的發展。如果說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國的實體經濟規模遠大于虛擬經濟，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經濟結構，那么，自1980年代以后，美國的虛擬經濟不僅超過實體經濟，而且遠大于實體經濟，從而形成了倒金字塔型的經濟結構。美國成為又一個患上“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的國家。

綜上所述，美國制造業從過去的“偉大”淪落到現在的衰敗，與中國并沒有關系。因此，想通過高關稅限制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以及采取懲罰性措施迫使美國企業從中國回遷至美國，以“讓美國制造業再次偉大”，是開錯了藥方。以鄰為壑的新重商主義政策，在里根和老布什時期并沒有“讓美國制造業再次偉大”起來。在全球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當今世界，新重商主義政策更不可能“讓美國制造業再次偉大”起來。特朗普能夠實現“讓美國制造業再次偉大”的目標的唯一途徑，是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大國合作，充分抓住新工業革命的新機遇。

作者：華南師范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　方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