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建設“四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功能格局中，中心城區為城市經濟國際影響力、全球服務功能的核心承載。黃浦、靜安區因其歷史文化、區位優勢、消費市場等原因吸引了大量資金雄厚的畫廊，上海地區半數的拍賣行也分布在此。而普陀區的M50，長寧區的紅坊成為上海畫廊行業的集聚區，無論是M50的自發成長到政策介入，還是紅坊的政策規劃，這兩個創意園區代表著上海畫廊行業的發展樣態。藝術金融在浦東新區的金融行業中發展起來，上海文交所的成立代表著新型藝術產業的出現，文化產權成為文化產業新的融資渠道。

黃浦區是上海市城市中心區，位于黃浦江和蘇州河合流的西南側，匯合了舊時上海縣城廂和上海近代以來中心城區的地域，一直是上海行政中心所在地。從上海黃浦區，可以看上海700余年的歷史，看到這座大都市孕育、興起和發展的不凡歷程。2011年6月8日，上海市宣布將原黃浦區、盧灣區合并，建立新的黃浦區，兩區的現代服務業2010年占GDP比重都已經超過75％。靜安區因境內古剎靜安寺而得名，其確立了建立“雙高區”（高品質的生活居住區、高品位的商業商務區）和國際化城區的功能定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區增加值的比重達88％。以現代服務業為核心，具有靜安特色的產業體系基本形成。黃浦、靜安區當前政府職能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的方向轉變。

一、 黃浦、靜安區藝術產業分布

黃浦、靜安區是上海的政治、經濟中心，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這些繁華地段吸引了大量畫廊入駐。位于黃浦區的滬申畫廊、外灘18畫廊、大樸堂畫廊、上海大劇院畫廊、杜夢堂藝廊、龍門雅集、非青計劃、德玉堂畫廊、BANK，靜安區的煌杰畫廊、閬風藝術、 Mao Space、海上藝術館等滬上知名畫廊看中的就是其文化與商業兼容的有利區位優勢（圖3-1）。畫廊行業單靠文化力量難以消解藝術產業化的結果，藝術的產業化必需有商業大發展的相伴。[1]雖處在文化和商業繁華的地帶，但這些畫廊都零星分布在各地，并沒有形成畫廊集聚。

由意大利博洛尼亞集團舉辦的上海藝術博覽會國際當代藝術展自2007年創辦以來，一直倡導以學術性引領商業性，以聚集高品質畫廊和高端藏家為自己的特色，成為上海地區乃至全國最具影響力的藝博會。在上海展覽中心這座蘇式建筑中舉辦的“上海當代”一出場就以不可阻擋的國際姿態空降到中國，其當代性、專業性給當時的中國藝術博覽會領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沖擊。2007年的“上海當代”把歐美藝博會的整個系統與運作模式搬到中國，在其展商構成中歐美畫廊占55%,亞洲其他地區畫廊為24%,而中國本土畫廊僅為21%，形成以歐美為主導的市場定位,顯示出國際化的主導模式。

但隨之而來暴露出藝術品進出口關稅、藝術展覽審查制度、本土收藏群體不成熟等現實瓶頸，打破了其將上海變成亞洲一級交易市場中心的理想。2008年，上海當代藝博會成交量驟減；2009年，上海當代藝博會更換藝術總監，展覽規模縮減，銷售更是雪上加霜，國外的買家不再進入，而中國的收藏群體尚不夠強大。“上海當代”連續更換幾任總監，且幾任總監全部都是對于藝博會頗有執掌經驗的人士。但上海當代幾乎每年都要根據新任總監重起爐灶，重新調整策略，使其穩定性不夠。上海當代自我陶醉在“亞洲高端”藝博會的自我設定形象中，使得展覽品質優異的上海當代藝博會被卡在了不尷不尬的位置上。2013年因為投資方的緣故而停辦一年，2014年的“上海當代”以“博羅那上海當代藝術展”的名稱卷土重來，早已褪減當年的銳氣和吸引度。相比前幾屆“上海當代”，2014年60家畫廊及藝術機構是參展商最少的一次。中國本土畫廊占75% (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和臺灣)，其余的15%來自亞太和中東地區，10%來自歐美，歷來以海外畫廊為主的上海當代也已經向本土畫廊轉向。

2014年9月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辦的首屆“上海藝術影像展”是由國際性的影像專業機構舉辦的國內首個專注于影像領域的藝博會，諸多國際畫廊所帶來的大師作品以及成熟的商業社會所必需的規范的市場理念，激發了許多關于當代攝影的話題。中國早就進入圖像時代，但影像作品的收藏卻遲遲沒能發育。老牌藝博會市場定位不明確，給予了這些后起之秀有了可操作的空間，成為主打各自品牌的最好時期，通常藝博會的第一年都因為其新鮮度而有個好年份。這樣的小型藝博會不但不會撼動上海藝博會的地位，反而用專業化的藝博會編織了一張無形的網，讓更多的觀眾從不同的角度與層面進入到藝博會市場。

2013年11月27日，“ART 021上海廿一當代藝術博覽會”這個小而精的藝博會給上海的藝博會領域帶來了新氣息。ART 021由有著官方背景的上海國際藝術節舉辦，依托上海本地優勢，將展會設置在具有歷史感和建筑美的洛克外灘源中實大樓。自外灘美術館開館以來，洛克外灘源地區逐步形成一定的藝術規模。參加首屆ART 021的畫廊只有28 家，以精致、小巧為特色，吸引了不少收藏者和藝術愛好者的關注。這種小型藝博會定位清晰，抓住藝術消費市場的大趨勢，在個性化的空間中，把藝術收藏的旨趣體現得淋漓盡致。2014年11月13日，定位于“個性、精致、有活力”的ART 021大幅擴張（圖3-2），中實、真光“雙塔”首尾一氣，以質取勝，在這種藝博會激烈競爭的時代，尋找自己精準的定位才能真正打造規模效應。上海大而全的大型藝博會市場，正在被小而精的定位于細分的專業市場的藝博會逐漸蠶食。一個多層次、多側面的藝博會體系正在上海藝術市場中成長。

黃浦、靜安區作為上海的老城區，上海近一半的拍賣行都集中分布在此，這兩個地區也是上海古玩市場集中地（表3-1，圖3-3）。如黃浦區傳統的古玩市場老城隍廟地區的“二樓一館一公司”：華寶樓、藏寶樓、珍寶館和古玩公司，東臺路古玩市場和江陰路花鳥古玩市場，現代性的商廈型古玩城中福古玩城和多寶古玩城；靜安區的南京西路奇石古玩市場和靜安寺珠寶古玩城。上海博古齋、青蓮閣、老城隍廟、中億等拍賣公司也集中分布在這些古玩城中。古玩市場和文物商店與拍賣公司是一、二級市場的關系，前者是后者拍品的重要來源，二者往往都有合作關系，因而產生集聚。

表3-1 上海市拍賣行的區域分布

二、 拍賣市場的區域特性

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藝術品拍賣是一個重要的行業和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很長一段時間內占據著全國藝術市場的半壁江山。1992年8月，受鄧小平《南方談話》影響，把握“開放上海，開發浦東”這一歷史契機，上海朵云軒藝術品拍賣公司成立。并于1993年6月20日在上海靜安希爾頓酒店成功地舉辦了上海朵云軒首屆中國書畫拍賣會，敲響了上海文物藝術品拍賣的第一槌，被譽為具有中國藝術史上里程碑的意義，引發了全國藝術品拍賣的高潮迭起。[2]上海的特殊地位不僅涌現了像朵云軒這樣本土的藝術品拍賣公司，同時也吸引了外國拍賣業巨頭的目光。

在國內藝術品拍賣初創階段，上海曾一度領先，由朵云軒領銜的幾家上海拍賣行是國內藝術品拍賣行業里的“第一集團”。上海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經濟基礎、文化底蘊、人才優勢、信息優勢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在早期的十年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江浙為輔翼的中國南方最活躍的一個藝術品區域市場。作為早期大陸藝術品交易的兩個中心，北京的拍賣規模較大，擁有諸如嘉德、瀚海、榮寶齋等巨頭；上海則以朵云軒為領頭羊，緊隨其后，與北京略有差距。此外，北京基礎好，面向國外市場較早；上海主要面對國內市場，后逐漸轉向外銷。

自2003 年之后，北京、上海拍賣市場兩分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北京拍賣市場步步為營，逐漸占據國內拍賣行業高點，上海拍賣市場則始終不溫不火，連續多年在全國“大盤”中所占的份額都在20%以下，上海從此迎來了失落的十幾年。海派文化氛圍一方面促使上海的藝術拍賣企業平穩發展，另一方面又助長了上海拍賣企業小富即安的心態，限制了上海拍賣企業做大、做強的魄力和開拓意識，失去了做大做強的最佳時機。[3]上海地區的拍賣市場始終處于起起伏伏的狀態，很多拍賣公司成立后又銷聲匿跡。上海的拍賣“小而精”，顯得傳統與自足。拍賣行之間相對松散，缺乏往來合作，缺乏一種“抱團兒”的態度。

上海的拍賣機構在數量上盡管有所增加，但很有限；上海拍賣會的拍賣成交額也每年遞增，但不像北京那樣出現井噴。在藝術品拍賣方面，上海拍賣的龍頭企業力量不強，除了朵云軒、敬華、泓盛幾家專業做藝術品拍賣。其他幾家有規模的上海拍賣行、東方、國拍等都是綜合性的，他們以房產物資流通為主，藝術品拍賣只占其很小一部分。另外一些新成立的拍賣公司則是由地產、金融行業過渡進二級市場，這些拍賣公司專業性不強。2013 年上海文物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為40.50億元，占全國市場份額的11.54%，而北京占69.41%。現如今杭州西泠印社的拍賣額就已超過上海所有的拍賣行，更不用說中國嘉德、北京保利等拍賣行。上海的藝術品拍賣受到了來自北京、香港以及浙江三地的激烈競爭和擠壓。

雖然從占據收藏市場半壁江山到如今京強滬弱的格局，上海藝術品拍賣的相對衰落并非正常現象，其中涉及政治結構、地域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但畢竟，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無論是收藏家還是人文積淀，都有著厚實的基礎。上海擁有著全國最為深厚和廣泛的收藏群體，上海地區的私人藏品征集都是國際拍賣行的重中之重。“收藏傳統底蘊深厚、大眾消費需求旺盛、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強、江浙滬資本的潛力待挖掘這四方面依然是上海拍賣市場發展的有利因素，”承載說。雖市場成交份額不能與北京相抗衡，但上海的整體拍賣市場行情趨于平和，相對冷靜和理性。如今上海各大拍賣公司更注重具有本地消費特色和人文氣息的拍品，雖然最終的成交價略顯平實。朵云軒總經理張榮德談到，“我們不否認北京在藝術拍賣界的特殊地位，但南北方應當是各有側重點的，比如上海，至少應當是海派書畫拍賣的重心。”[4]

雖然擁有著深厚的收藏資源，然政府管控失當、相鄰行業攪局等因素使得上海拍賣行缺乏良性的發展環境。上海相關政府、行業主管機構、各拍賣行的主辦機構，應進一步分析情況，研究對策，營造環境，提供做大做強的條件。現在香港有文物進出港自由和低稅收的有利條件，北京市文物局等機構對文物藝術品拍賣給予高度關注和政策支持，都占有明顯優勢。近年，浙江對拍賣行的支持力度也很大。西冷印社拍賣行成立不久，2011年成交26億，利潤超2億，成績顯著，原因之一是政府重視，措施有力。2011年秋天榮寶齋進駐上海成立了上海榮寶拍賣公司，首場拍賣超出8億元。故上海也應行動起來，借鑒各地的經驗加以創造，進一步營造有利于拍賣業發展的環境。

上海是國際化大城市，如今又把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定為文化發展的目標。這一定位以及上海的經濟基礎、地理位置、會展設施都很適合發展藝術品拍賣業。不久前發布的上海“十二五”創意產業發展規劃明確了重點扶持的十大創意門類，也包括了藝術品經營業。政府部門提出“振興和繁榮上海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目標；自貿區、保稅倉庫的設立對上海的拍賣業將起到助推作用。上海市拍賣行業協會在未來幾年中，將著眼于“文化上海”戰略的總體需求，著眼于國際化市場需求，傾力打造“上海藝術品拍賣論壇”這一品牌，使之成為上海拍賣市場的又一張名片。隨著佳士得落戶上海，這就像池子里來了領頭羊、大鯰魚；敬華拍賣轉制改革，引入金融資本，打造全產業鏈，給行業帶來示范效應；這一切都成為上海拍賣產業提升市場影響力的重大利好。

三、 佳士得入駐對上海藝術市場的影響

佳士得于2013年4月9日落戶上海,作為首家在內地獲得拍賣執照且獨立開展拍賣業務的外商獨資企業,可從事拍賣、拍品的進出口、展覽展示、藝術顧問咨詢、培訓和其他相關服務。根據國家文物局規定，該公司在華拍賣將不涉及1949 年以前的各種藝術品、工藝美術品等文物古董及《1949 年后已故著名書畫家作品限制出境鑒定標準》提及的藝術品。佳士得獲得的是上海市政府認可的外商獨資拍賣執照，但尚不具備文物藝術品拍賣資質。佳士得進駐內地市場已有多年，在1994年國內藝術品拍賣行業起步之時就在上海設立了代表處，1996年北京辦事處成立。2005年佳士得授權北京永樂拍賣公司在中國內地使用其注冊商標，永樂借此引入佳士得的營運模式和專業標準。佳士得借其推廣它在內地的服務價值理念及影響力，附帶相應的培訓和管理。隨著佳士得在上海獨資公司的成立，佳士得與永樂之間的商標授權合作于2013年9月終止。

隨著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的不斷擴大以及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強，佳士得選擇在此時落戶也就順理成章。佳士得選擇上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上海市和靜安區政府在政策方面給予的開放性和靈活度，上海市政府和靜安區政府提供的大力支持，其間靠的不是粗放的優惠政策，而是發展空間、政策先發效應。上海市政府對于藝術品市場管制相對寬松以及對市場的積極扶植，期待著上海文化藝術市場的繁榮發展。上海靜安區試圖打造國際時尚中心的策源地，以結合當地文化、經濟產業、環境載體和人才的匹配。佳士得進駐上海，兩者相得益彰。[5]佳士得進駐上海會突出上海作為藝術品交易平臺的作用，帶來國際性的客戶與人才，有助于上海藝術市場的發展。

在上海分公司成立不久，2013年4月26日，隨法國總統奧朗德訪華的佳士得拍賣行最大股東法國皮諾家族宣布向中國無償捐贈流失海外的圓明園青銅鼠首和兔首。2009 年佳士得不顧中國民眾反對和中國政府多次敦促，拍賣中國流失海外的圓明園鼠首、兔首銅像的行為，違背了相關國際公約的精神和文物返還原屬國的國際共識，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文化權益和民族感情。[6]中國國家文物局明確表示不承認，并對佳士得拍賣行在中國的活動加強審核管理。結合佳士得因獸首拍賣與內地政府的交惡背景，其“捐贈”的用意也就不言而喻，這一“捐贈”行為也被一些評論人士稱為“一場國際層面的市場公關”。

2013年9月26日，佳士得中國內地首拍在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舉槌（圖3-4），全場42件作品以1.69 億人民幣的總成交額拍出，成交率為 96%。作為佳士得（上海）在內地的首場拍賣，佳士得公司可謂費盡心思。他們在舉行拍賣預展的同時，還連續三天舉辦了不同內容的學術研討和藝術創作活動。其全部拍品的進入服務，則通過上海外高橋國際文化藝術發展公司運作的上海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平臺的協助，完成藝術品進出口代理、報關、國際物流、倉儲、展示、外匯結算等手續。[7]作為唯一在中國大陸地區獨立開展拍賣業務的外國拍賣行,這場拍賣會意義非凡。

2014年4月26日，佳士得2014年春拍在上海收槌，上拍61件拍品，成交56件，成交率為92%，總成交額達到1.25億元。在競投的藏家中，63%來自中國，另外37%則來自西方。2014 年 10 月 22 日，佳士得官方宣布正式啟用其位于上海外灘源安培洋行的辦公新址及多功能藝術空間，開展藝術品展示與私洽業務。“外灘源”是外灘的起源，伴隨170多年的歷史，如今它從十多年前開始改造，并于世博期間陸續向公眾開放。外灘源不僅追溯原來的建筑文化，更需要注入新的內涵，其中藝術與文化是最為重要的一環。佳士得的入駐，能為外灘源區域注入新的藝術內涵，并且爆發更多的潛力。“今天在上海，我們正式落戶這座歷史悠久又富于當代氣息的建筑，使得我們更好地在此展示國際藝術，并進一步介紹中國藝術走向世界。”佳士得國際首席執行官馬文斐在啟幕儀式上這樣說道。佳士得入滬已滿一年，在內地嚴格的文物政策下，入駐外灘安培洋行的上海佳士得完成了入滬第二年的秋拍，成績為 1.32 億元。

佳士得落戶上海對內地市場有多大影響，取決于佳士得拍賣（上海）有限公司的發展戰略。盡管因為內地法規政策的影響使得佳士得不可能實現跨步發展，但國際拍賣業巨頭的業務早已實現了多元化，除了傳統的拍賣業務外，私下洽購、教育培訓、投資咨詢和展覽策劃等業務所占份額都在增加。佳士得從靜安區搬遷到外灘源，開設藝術空間，就在于其加大開展藝術品展示和私洽業務。佳士得進駐中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而是對整個中國藝術品市場，乃至對整個中國藝術產業生態的影響。以佳士得為代表的國際老牌拍賣行進入內地市場經營，這必然會給內地帶來國際化的先進經營方式以及規范、誠信的經營理念，同時也會為內地培養更多的專業人才。

上海在近代中國藝術品收藏版圖的分量之重無出其右，但近十年來陸續呈下降趨勢，佳士得落戶上海無疑引發了重振藝術品市場的“上海夢想”。佳士得選擇上海作為進軍中國內地的第一站，對上海藝術品拍賣市場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佳士得帶來的眾多買家和賣家資源，對本地拍賣企業而言，是很大的利好。目前上海地區具有文物藝術品拍賣資質的拍賣企業有62 家，盡管佳士得此番進駐中國內地陣勢浩大，但因仍不具備經營文物拍賣的資質，給了國內拍賣行一個緩沖期和過渡期。佳士得的入駐對于上海拍賣市場份額的擴大、管理水平的提升、行業人才的培養都有利，這讓上海有望成為國際化的藝術品交易平臺。[8]佳士得在上海舉辦拍賣會，將大大提升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影響力，屆時匯聚上海的全球藝術品藏家還將在拍賣會以外，近距離接觸到本地畫廊及其代理藝術家。這給上海畫廊業發展帶來新機遇，利于盤活和帶動上海畫廊業發展。上海地區各類畫廊、畫店及藝術品經營單位近 400 家，而佳士得與國際頂級藝術博覽會組委會長期保持著密切聯系，這些都將在一個高起點上為本地畫廊業與藝術家提供與世界同行交流合作的平臺。

[1]何鴻編. 藝術品市場管理與研究[M].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1.06，第125頁。

[2]海燕.十年拍賣的十個話題[J].藝術市場，2003（07），第42頁。

[3]雅源. 拍賣，上海真比不過北京！[N].新民晚報，2012.07.17（第A21版）。

[4]張榮德.世界的中國藝術品交易中心轉移到中國只是時間問題[J].藝術市場，2003（10），第23頁。

[5] 曹俊杰. 佳士得上海首“秀”[N].21世紀經濟報道，2013.09.27（第24版）。

[6] 國家文物局. 認真審核佳士得申報進出境文物[N].江西日報，2009.02.27（第B01版）。

[7] 金子. 佳士得落戶上海：挑戰還是機遇[N].中國文化報，2013.05.06（第005版）。

[8]陸斯嘉、蔡曉瑋. 佳士得落戶靜安今秋開拍“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上海的開放”[N].東方早報，2013.04.25（第A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