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當支持藝術的信念在20世紀形成，己經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各類政體各級政府的職責。政府對藝術的支持表現在不同方面，而政策方面的作用力表現明顯。藝術定義的范圍從單一的精致藝術，擴展到更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事業，曾經是獨立自治的領域，逐漸面臨大眾文化傳播、經濟力量的滲透、產業化等帶來的挑戰。到80年代中期，衍生于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負面術語“文化工業”得到社會各界的正面認同，隨后又出現更激勵的創意產業概念，包含了新興的媒體產業、娛樂產業、通俗藝術和所有傳統的藝術形式、文化遺產、博物館等文化事務。正如布迪厄在《全球化與文化資本》一書中所言：“通俗與高雅藝術之間的界線實際上正在消解，不管一個人是否接受這一觀點，很清楚的是，邊界和邊緣的研究能恰好顯示出我們所珍惜的在邊界內部被維護的價值?！?a href="file:///C:/Users/rmzxw/Desktop/%E6%96%87%E5%8C%96%E6%94%BF%E7%AD%96%E5%AF%B9%E4%B8%8A%E6%B5%B7%E8%89%BA%E6%9C%AF%E4%BA%A7%E4%B8%9A%E7%9A%84%E5%BD%B1%E5%93%8D%E7%A0%94%E7%A9%B6%20%20%20%E9%99%88%E4%BD%B3%20%2012722046.doc#_ftn1" name="_ftnref1" title="">[1]藝術已經從精英基礎的精致的藝術向草根基礎的體現生存方式的多元文化轉變，從超驗的美學向追求經濟效應、社會效應的產業轉變。

（一）文化政策的定義

表1—1 文化政策的定義

作者2014年3月制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于文化政策的解釋偏重于文化的多樣性，保持各國、各民族文化的不同，而不是現如今日趨同質化的全球化。美國的文化政策強調公民的文化自由選擇權，文化的民眾自主和參與。而我國的文化政策還停留在對意識形態的管控和近年來作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的文化產業上。

事業向產業轉化，事業與產業并存，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政策客體運動的一個根本性特點。1985年國務院辦公廳批轉的國家統計局《關于建立第三產業的統計報告》中，把文化藝術列入第三產業的行列；2000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十五”規劃的“建議”中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的發展”，2001年3月這一“建議”納入國家“十五”規劃綱要；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專論“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明確了我國新的文化政策課題的劃分；2004年和2005年，國家統計局先后頒布了《文化及相關分類指標體系》和《文化及相關分類統計指標體系》；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至此，我國社會主義文化政策客體完成了由事業向產業轉化、事業與產業并存的文化政策定位。由計劃模式走向市場經濟，文化藝術作為文化政策對象性運動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對象客體由單一的國辦模式走向多樣的社會辦文化模式。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藝術建設由低效益、慢節奏向高效益、現代化轉變，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轉變，本土文化向國際市場轉化，人治向法治轉化，由此而帶動了我國整個文化政策的全新運動和文化政策內容構架重組。[2]

托比·米勒和喬治（Toby Miller，George Yúdice，2006）在《文化政策》一書中評價我國的文化政策時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歷經數個不同的文化政策階段。第一個文化政策是支配日常生活，籍由集中的生產與分配，建構一種文化，要求意識形態的效忠?，F在則是一種開放與保護的混合體：開放是基于想要并入世界資本主義，而保護是建立在兩種欲望之上——維持傳統的生活形式，以及確保黨的控制。外來的文化物質，只在他們遵守中國法律與規定的情況下才受歡迎，這意味著，黨的干部在形式上依然負責整個國家的審查制度與文化生產，但是他們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確是大打折扣。不過，打造精神文明與意識形態與政治工作的教條還是很強，更將注意力轉向傳統宗教的復蘇和西方商品化?！?a href="file:///C:/Users/rmzxw/Desktop/%E6%96%87%E5%8C%96%E6%94%BF%E7%AD%96%E5%AF%B9%E4%B8%8A%E6%B5%B7%E8%89%BA%E6%9C%AF%E4%BA%A7%E4%B8%9A%E7%9A%84%E5%BD%B1%E5%93%8D%E7%A0%94%E7%A9%B6%20%20%20%E9%99%88%E4%BD%B3%20%2012722046.doc#_ftn3" name="_ftnref3" title="">[3]其“第一個文化政策”是指1949年到1978年我國文化政策大一統階段，而“現在”則指改革開放后至今的一系列文化政策。

我國在1978年之前的文化政策確如其所說是為了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建立起社會主義文化體系。而現在的開放的文化政策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而不是所謂的想要并入世界資本主義。文化政策的保守面在于政府想要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文化，當然政府仍然對文化進行著強有力的控制。從中西學者對我國文化政策變化的評論中，可以了解到我國的文化政策正在向國際接軌，文化產業政策也已經成為政府部門促進經濟增長的重點。當然，由于政治體制的差異，我國與西方在具體的文化藝術政策方面還是存在不小的差異，政府引導和控制著人們的主流價值觀。

各國文化藝術政策的差異是由于觀念、模式、行政過程的不同導致的，就觀念層面的差異來說，可以反映出有關藝術的性質和意圖的當代思考，反映出藝術在當下政治和社會中的制度化地位。正如漢寶德在《國家文化政策之形成》中所言：“各國文化政策反映了獨特民族的傳統、憲法的結構、政治動員的方式；當然也視社會大眾對文化、藝術的重要性，甚至對藝術、文化的定義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要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政策并不是很簡單的?！?/p>

[1]薛曉源，曹榮湘主編. 全球化與文化資本[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01，第29頁。

[2] 胡惠林著. 文化政策學[M].上海：書海出版社，2006.05，第42頁。

[3] Toby Miller，George Yúdice著；蔣淑貞，馮建三譯. 文化政策[M].臺北：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 2006.03，第134頁。

（二）文化政策的分類

我國的文化政策已經由規限式的政策或措施向描述式轉變，在此過程中的具體政策則對應著威廉斯五種政策的劃分。吉姆?麥圭根(Jim McGuigan)論述了三種話語的關系：從國家話語向市場話語的變遷的趨勢非常明顯；在國家話語里，國家被視為文化政策里的關鍵動因，政府對文化事業進行補貼；市場話語的政策放手讓市場發揮作用，市場力量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市民/交流話語源于市民社會，它關注交流和文化的民主化，并構成上述兩種話語的對立面。[1]雖然這三種主要話語立場有極大的差異，但麥圭根認為文化政策的論述無法脫離特定時間點上主導論述而存在。換句話說，這些論述呈現出相互滲透與互動，同時也相互競逐為主要的合理性因素。我國目前是國家話語和市場話語并行，政府和市場共同發揮著作用，而市民/交流話語在我國還未成為主流。

尚-皮耶·瓦尼耶(Jean-Pierre Warnier)在《文化全球化》一書中指出文化政策主要基于以下三個內容：首先，文化產業是經濟領域中重要的部門，它能創造就業。廣義的文化（教育、傳播、技術知識）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要素，“以博物館、紀念性建筑、歷史遺跡等形式所呈現的文化資產的確是認同的重要層面，所有的經濟政策今后將涵蓋文化的層面”。其次，文化產業的領域涵蓋媒體，因此國家和私人集團能夠控制許多資訊和文化的傳播，“理念的推廣、意識形態的選擇、資訊的傳播都必須通過媒體傳播”。[2]第三，文化傳統的傳播是繼承過去的資產，“為了保存對它們的認同，需要維護、培養和更新這些資產”，文化的傳播與教育密切相關。這就是文化政策所包涵的三個層面：1、經濟發展，2、資訊—傳播的推動與控制，3、個人的社會化及文化和認同的傳播。媒體和經濟全球化深刻地影響了諸團體、地方機構和國家文化政策，文化的全球政策問題已成為關注的焦點。文化政策的執行，則為城市意象再造和文化部門創造就業機會提供了可能，并由國家來確定文化政策，通過市民的深層認同來取得文化與利益的平衡。[3]

[1] 童兵主編. 媒介化社會與當代中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0，第163頁。

[2] Jean-Pierre Warnier. 文化全球化[M].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3.01，第102頁。

[3] 高宏宇.文化及創意產業與城市發展——以上海為例[D].上海：同濟大學，2007.07，第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