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據稱是“大師”級的畫家2016年12月下旬在北京辦展，有報道稱觀者通宵排隊，次日畫作成交額3億元--這些也只是據說而已，不過前一晚就通宵排隊，是自發的，還是組織的群眾演員，這到底是在挑戰普通人常識與智商的。經濟大潮之下，藝術市場空前火爆使一些畫家的作品變得一紙難求，對畫家的創作能力提出了很大挑戰，于是“批量生產”、“流水作業”、“槍手操刀”等現象應運而生，畫出來的作品無任何藝術價值可言，一些畫家通過拍賣運作，天價自拍自己的畫作，所有這些不負責任的做法最終不但會傷害藏家，更會傷害畫家自己。畫壇種種亂象已嚴重影響、制約了中國畫的創作和發展，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很多作品已經和“中國畫”漸行漸遠。在市場上，不少天價作品不會給觀者帶來任何關于歷史、文化、人性的思考或審美的感動，這正是今天國畫界及藝術市場的悲哀。

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藝術品市場可謂一片紅火。就中國畫而言，單幅作品的拍賣成交記錄被不斷刷新，價格過億元的作品屢見不鮮。

但在這背后，卻隱藏著很多問題，在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其一、收藏家的文化底蘊越來越薄弱，對一件作品的價值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往往是畫外的因素起著主導作用。其二、只重視市場價值，把收藏作為一種增值投資手段，一些利益集團就勢介入藝術品市場，炒作、做局之風盛行，違背藝術規律，使藝術品成了一種逐利工具。第三，受上述兩個因素的影響，當代中國畫創作已經偏離了藝術創作本身的大規律。

藝術創作是指直接“生產”藝術作品的智力活動，是藝術家為表現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而采取的表達行動。藝術創作的意義或者說其成立的前提，當然在于作品的開創性，不同于古人，不同于今人，要有獨立的面貌，有“創造”的自覺。同時，還要求這種“創造”是自然的、本真的，虛情假意不可能使人感動，更不可能留得下來。也就是說，繪畫應該是畫家生命狀態的真實反映，畫家性格開朗，畫必暢達；畫家清高文雅，畫必絕俗；畫家人生凄涼，畫必苦澀；畫家性格膨脹，畫必虛狂……對于畫家來說，筆跡乃心跡。如果畫家很有內涵，不必刻意追求，畫自然也不會淺薄；同樣道理，如果畫家很世俗，任憑怎么包裝，畫也是高雅不了的。這是藝術創作的大規律。

如果把我們中國畫傳統比作是一座高樓的話，那這座樓的根基是中國文化，而歷代畫家都以自己的才能為其增磚添瓦，使之愈來愈高大，愈來愈雄偉。這一磚一瓦指的就是每位畫家獨特的個性語言，包括：一種圖式、一種筆法、一種墨法、一種意境、一種精神……具體說，也就是范寬的壯美、董源的蒼潤、黃筌的富貴、徐熙的野逸、馬遠的“一角”、夏圭的“半邊”、梁楷的潑墨、黃公望的遁世、倪云林的荒寒、陳道復的疏爽、徐青藤的癲狂、弘仁的高寂、八大的糾結、石濤的超邁、陳洪綬的古怪清奇、任伯年的融會貫通、齊白石的樸實天趣、黃賓虹的渾厚華滋……誰哪怕能再為其中添一點點東西，就是大師了。我們欣賞傳統寶庫里的一幅幅作品，也是在讀一個個畫家的思想史、人生境遇及其所處社會的狀況。

我們來看看三種不同狀態下的中國畫家的創作與市場。

第一位是黃賓虹，他的畫不媚俗、不討巧，黑密厚重，看似隨意隨性，雜亂無章，但不失理法，一片化機。黃賓虹算是“國粹派”，其在從事古璽印金石文字的搜集整理研究、治美術史、古書畫鑒定、積稿無數的古畫勾摹、藝術創作的“筆墨論”等方面，完全是這一文化立場的展現。從他的黃賓虹創作歷程及審美旨趣可以看出，他秉持的是“民學”創作觀，強調以“我”為本，遠離世俗功利，把繪畫當成一種自我精神寄托的方式，盡情表露自我的審美旨趣、修養境界及價值判斷。與之相對應的“君學”國畫，創作是為他人的需要，或政治，或市場，枉己徇人之意存于其間，局限了藝術家個人對審美理想的追求和表達。藝術價值高低的最根本原因，就在這“為人”與“為己”的創作動機不同上。

黃賓虹的畫從表面上看，黑乎乎的，沒有賣相。對于他作品的藝術價值，要求一般收藏家能完全認識清楚是很不現實的。常言說“曲高和寡”，因此，當時出錢買黃賓虹作品的人極少，他自己也說，我的畫五十年后方有人能讀懂。他的經驗告訴我們，藝術價值高的作品，在一定時期市場價值不一定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其后勁一定是十分強勁的。

第二位是齊白石，他出身貧民，賣畫為生，為市場而畫，在文化的儲備方面遜于黃賓虹，但卻有生活上的優勢。他的畫有濃厚的鄉土氣息、純樸的農民意識和天真浪漫的童心，墨與色的強烈對比，渾樸稚拙的造型和筆法，平正見奇，雅俗共賞。齊白石沒有所謂清高孤傲、出塵脫俗的文人情懷，其立足本土，扎根民族傳統，吸收民間藝術養分，以其貧民心態，毫不掩飾對生活、對生命的禮贊及反思，從他的作品中，我們體驗到了生命的斑斕、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希望……齊白石沒有借助任何“外”力，便解決了中國畫的傳承與發展的問題，他為中國畫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路與樣本。

在藝術創作上，齊白石創造了一個傳奇；而在市場上，他也創造了另一個傳奇。他目前是世界上作品成交總額第一的畫家。自打開市場后，他幾乎每天都不曾停筆，一生創作了多少幅畫無法準確統計，估算有三萬余張，但據統計在市場上參與交易的作品竟然達三十多萬件！假畫泛濫程度由此可見一斑。他的單件作品目前仍保持著四億二千五百五十萬元的中國畫最高成交記錄，獲得了藝術與市場雙豐收。齊白石雖然很重視市場，但內心卻牢牢掌握著創作的“主動權”，一切以自我為中心，這一點很值得現在的畫家們借鑒。

第三位是張大千，他可謂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畫風工寫結合，重彩、水墨融為一體，尤其是潑墨與潑彩，更是名揚一時。現在張大千的作品可謂是藝術市場上的一大“標桿”，單件作品幾千萬甚至過億元幾乎成了常態，把黃賓虹甩在了后面，盡管在學術上他沒法和黃相提并論。這是市場規律。

張大千把握市場的能力可謂前無古人，如果說他是一個市場運作高手，恐怕沒有人出來反對，圍繞在他身邊的故事總是很能吸人們的眼球，這正是張大千的超級“運作”能力，因為話題就是賣點，他很清楚市場需要什么。由此可以看出，市場價值高的作品，藝術價值不一定高。

偶爾讀到美國經濟學家哥德哈伯的一段話：“如果你用美元數量測量一個藝術家的生產力，你會發現，最引人注意的藝術家最賺錢。”他認為藝術創作的目的就是吸引注意力，成功地吸引注意力是藝術存在的全部意義。這是經濟學家的市場邏輯，按照這個邏輯，影響藝術品價格的決定性因素，實際上并不僅僅是藝術品本身所具有的藝術價值以及藝術品的存世數量，而是藝術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藝術品的藝術價值對藝術品價格的影響，卻并沒有人們通常想象中的那樣大。所以，有些畫家很有名，畫價賣得很高，但不一定有藝術價值。一個典型的現象是某些美術官員，盡管其藝術水平被公認為非常一般，但他們的作品的市場價格仍然高得“有理有據”。

哥德哈伯又說：“一旦注意力被吸引，（收藏者的）理智就會不知不覺退隱到后。”的確是這樣，上世紀20年代，齊白石初到北京的時候，由于他的藝術風格與當時的主流審美情趣相去甚遠，因此“生涯落寞，畫事艱難”。不過，當陳師曾攜帶齊白石的書畫作品參加1922年在日本舉辦的中國畫展，并且將這些作品全部售出之后，齊白石在日本一舉成名，消息傳回國內，引起轟動，他的書畫作品在國內的價格也隨之上漲了幾十倍之多。對此，齊白石感慨道：“曾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夸。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外都知老畫家。”

盡管人們一般并不使用“注意力”這個詞來分析影響藝術品價格的因素，但是他們實際上無不深知藝術家的知名度對藝術品價格的決定性影響。如果畫家盯上了這一點，必然會熱衷于去搏知名度或刻意畫那些能吸引眼球的作品，不自覺間偏離了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放眼傳統，歷代中國畫大家都具有極高文化修養及思想境界，以前有大的文化氛圍與土壤，畫家的基礎、起點非常高。傳統的逐漸式微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當下中國畫的創作，起點越來越低，很多畫家缺少了起碼的人文底蘊。失去了文化的滋養后，和前人差得越來越遠，作品流于表面，只剩下技法與形式，沒有了任何思想高度和品味空間；也有一些“精明”的畫家妄圖抄“近路”，“設計”了一套風格面貌，成名成家，反而過早結殼把自己束縛住了；與之對應的，還有一批自言要“堅守”的“偽傳統”者充斥于當代畫壇，他們抄襲前人的“形式”，并謂之為中國畫正統。活在當下，心境與狀態自然不可能與古人相同，如果僅僅去對傳統“相貌”簡單描摹，只能算是傳統的“行尸走肉”。這種“偽傳統”的存在也是傳統在當下頻遭非議的“罪魁禍首”。

同時，在經濟大潮之下，藝術市場空前火爆使一些畫家的作品變得一紙難求，對畫家的創作能力提出了很大挑戰，于是“批量生產”、“流水作業”、“槍手操刀”等現象應運而生，畫出來的作品無任何藝術價值可言，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最終不但會傷害藏家，更會傷害畫家自己，使他們失去了創作的激情與沖動。傳統文化的缺失也造成了收藏者鑒識水平的欠缺，收藏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精神上的需求，只為投資升值，由此催生了畫壇瘋狂炒作、爭權奪位之風……無視傳統，不但會失去根基，也會喪失標準，喪失對先賢的敬畏，喪失對文化的尊重，導致虛妄、膨脹等不良心態迅速滋長。

以上種種亂象已嚴重影響、制約了中國畫的創作和發展，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很多作品已經和“中國畫”漸行漸遠。在市場上，不少天價作品不會給觀者帶來任何關于歷史、文化、人性的思考或審美的感動，這正是今天國畫界及藝術市場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