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畫派”（又稱“海派”、“上海畫派”等）與“嶺南畫派”，其關系之復雜，遠不止地域與畫風的差異，其中還牽涉到兩個城市之間的歷史背景問題，茲分論之。論者大都注意到，“嶺南畫派”與“海派”，都誕生在近代中國商業化的城市，而且與誕生時期的商業活動頻繁有關系，這就必須談到廣州與上海之間的城市地位互相消長的問題。

廣州作為清代很長時期一口通商的唯一外貿口岸，其金融中心與經濟地位，一直不可替代。中國在清代初年，在世界貿易的地位相當于今日的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與中國做生意乃是歐洲很多國家重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廣州在乾隆到道光初期，出現大量的富商和依附于外貿產業的商人，外貿鏈條也養活了大量的中產與下層市民。與此同時，還包括廣州周邊的佛山，順德，南海一帶也加入到這個鏈條的生產與城市配套之中來，所以廣州的原始積累時期很長且在歐洲人的心目中，是唯一他們認識的中國大城市，十八世紀英國人用“The Great City”（偉大之城）來形容廣州，是很能代表歐洲人的觀感。

從鴉片戰爭之后，由于開放五口通商，廣州慢慢失去它獨有的有利地位，廣州的地理位置雖然靠近南洋，卻因為這里遠離重要城市北京，甚至離中國當時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也有很大距離，所以歐洲商人在其他城市相繼開放之后，便將目光投向北方。這時候剛好上海的開埠應運而生，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上海如同成長迅速的弟弟，一下走到兄長廣州的面前，并且以驕人的壯大速度位居全國城市之首，取代廣州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城市。

“海上畫派”的興起，與平定太平軍戰亂之后，上海的經濟復蘇有關，江浙一帶原本就是文化淵藪，江南文人移居上海，造成了這里文化一度極盛，以趙之謙，任熊，任伯年等為首的“前海派”就在這樣條件下誕生，這時期一個重要的環境因素就是上海能為畫家提供成名和賣畫的經濟保證。

筆者留意到，畫家的成名，在古代與近代頗有不同方式，在此時期，“海派”畫家的揚名，除了朋友圈之間的互相吹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當時上海有各種近代報刊，報紙上除了新聞娛樂消息外，還有各種文化資訊，其中就有書畫介紹一種。目前所見，宣統三年以前的上海報紙，經常刊載書畫家活動和潤例的，如最有名的《申報》，從光緒初年開始就一直刊登各種書畫家潤例，還有光緒末年的《時報》、《新聞報》、《笑林報》等等，都開辟有專欄，供書畫家刊登作品和廣告，這種揚名的方式，比過去書畫家僅靠師友間互相吹捧要快捷和廣泛得多，無疑更加受藝術家的歡迎。

廣州原本是近代報刊業最早開創的地方，這里產生過中國最早的報紙，但廣州的媒體，刊登書畫潤例時間比上海要晚，我們所見比較早的廣東媒體如《時事畫報》，由高劍父和潘達微等創辦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比《申報》刊載書畫潤例的同治十三年（1874）晚了整三十年，而這三十年間，上海由畫家自己推銷的模式，到發展成由中介，即箋扇莊等店鋪承辦書畫訂制作品的銷售模式已經發展得很完備了。

由上述史實，我們不難理解到下面發生的一些嶺南畫家北飄的心理因素。

“嶺南畫派”早期倡導者之所以選擇上海作為長期居住與藝術創作地，其原因正如第一節所言，當時的上海，其經濟地位在中國各城市之上，又是中國最具有現代化城市的模范，高劍父與高奇峰的日本教育背景，使他們對與日本大城市很接近的上海更有共鳴，并且這里可以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讓他們從事各自藝術的推廣。

其實選擇在上海發展的并不止二高一陳，連他們的第二代傳人，也經常選擇上海作為發展地，如高奇峰的得意女弟子，南海熊氏璧雙、耀雙、佩雙三姐妹于1936年在大新公司四樓西部舉行畫展，熊氏三姐妹出身富家，都畢業于香港大學，師從高奇峰。這次展覽由教育部派往歐美考察教育，出國前特意在上海展覽一次，并且引得蔡元培先生到場致賀，并與熊氏三姐妹合影留念。（《申報》1936年10月15日報道）可見在老師的影響下，“嶺南畫派”第二代仍有濃厚的上海情結。

“嶺南畫派”與“海派”的相同之處，論者已經多有闡述，例如兩者作品中的生活趣味相同，這與彼此之間要適應市民審美有關，又如兩者之間都受到外來元素，尤其是日本美術影響，也是很多論者關注的重點。

筆者認為，“嶺南畫派”之所以異于“海派”，最重要的一點，是“嶺南畫派”至今為止，仍然是一個門戶之見濃厚的流派，不管其倡導者是如何地以“革命”藝術家自居，這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嶺南畫派”這個詞，在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一生之中都沒有被提起過，他們自稱“折衷派”，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才由關山月等提倡稱為“嶺南畫派”，“嶺南畫派”的一個重要特點，不是講藝術共性，而是像禪宗和尚那樣見面先問“宗風嗣阿誰”，所以今日以“嶺南畫派”畫家自居者，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即屬于二高一陳的學生或徒子徒孫教授出來的，筆者姑且稱為嫡系，又或者是以描摹嶺南畫家風格為擅長的，筆者姑且稱為私淑系。兩者之中，前者因為有血緣的關系，地位比較高，并且也走出了不少成功的畫家，中青年一代，如旅居加拿大的何百里，至今活躍廣東畫壇的李勁坤等，因為他們的血緣比較親，所以也容易在得到認同之后，逐漸形成自己風格。反而私淑系的畫家，由于僅以描摹嶺南派作品為能事，受他人影響過重，極少出現有影響作品。

反觀“海派”，由于其風格并不定于一尊，所以“海派”概念更加廣泛，從藝術上講，很難概括其面貌的多元性，“海派”畫家中有固守傳統的，如吳湖帆、黃賓虹，也有入古出新，如程璋等，這種多面性復雜性是“嶺南畫派”所不具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