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所開辟的現代化之路,不在于是否超越西方道路,而在于能否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就此而言,在對中國道路的研究中,不應總是強調“超越”,而要強調通過中國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來展示現代化道路存在的多樣性選擇

如果把一種道路視為完成時,其必然結果就是社會經濟等各項改革的停滯。因為固定化的軌跡,更容易陷入僵化的制度設置。蘇聯亡黨亡國已經25年了,其內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斷被延誤的改革導致喪失自我調適的機會

1991年12月25日,時任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次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立國69年的蘇聯正式宣告解體。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對于中國道路的意義,會有新的認識。

現代化并非西方道路一條

現代化中國道路的開辟,并非是為了超越西方道路,而是在于揭示現代化之路不是只有西方道路一條,最根本的目標是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

中國探索現代化之路的開端,與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遭遇西方列強及一次次失敗的情形同步。在唐宋時代,中國把農耕文明推向極致。根據英國經濟史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經濟規模約占世界經濟的33%,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當時的中國并不知道這些數據,更不知道西方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已邁入工業文明時代。鴉片戰爭的失敗震醒了無知和沉睡的中國社會,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士紳階層開始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不過,由于當時中國社會并不知道現代化的內容究竟是什么,加之戰爭失敗等因素,魏源等人也只是停留在“師夷長技以制夷”之上,即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來制服西方。至于后來有人提出的現代化,主要就是“西方化”“歐化”,完全是“師夷”甚至是“襲夷(模仿西方)”了。蔣廷黻的認識倒是比別人前進了一大步,他認為現代化是“科學知識、科學技能、科學的思想方法之普遍化”。當然,蔣廷黻對現代化的概括沒有目標取向,但他指出現代化的重要路徑不在于是否“超越”誰,而在于自身能否實現具備“科學知識、科學技能、科學的思想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落后國家的現代化目標。他說:“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這句話:第一,發達國家向落后國家展示了現代化的一種景象,即落后國家實現現代化至少要達到發達國家的發達程度;第二,就如何達到發達程度的問題,馬克思沒有講,也就意味著路徑是根據具體情況來選擇的;第三,選擇什么樣的路徑不是意識形態決定的,也沒有一種路徑超越另一種路徑的意識形態意蘊;第四,馬克思在乎達到發達的程度。因此,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以后,必須大大增加生產力總量。不過,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指明“提高生產力總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提高生產力總量”是為了無產階級既要擺脫資本主義條件下人對人的依附關系,也要擺脫人對物的依附關系。最終,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類解放。

誠然,蘇聯社會主義建立后,的確增加了生產力的總量。但即便在二戰后的和平時期,蘇聯生產力的發展也是為了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為戰爭和爭霸來發展生產力,其結果就是生產力發展的成果被戰爭和爭霸消耗殆盡,難免走向亡黨亡國。

因此,中國道路所開辟的現代化之路,不在于是否超越西方道路,而在于能否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就此而言,在對中國道路的研究中,不應總是強調“超越”,而要強調通過中國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來展示現代化道路存在的多樣性選擇。

過去繞開的問題成為瓶頸

中國的確開辟了一條落后國家走向現代化的獨特之路,但中國道路不是完成時,還處于進行時。把中國道路視為完成時,很容易讓人覺得中國道路是一種完善的現代化模式。

實際上,中國道路需要從兩方面來思考:一方面,中國道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使中國擺脫落后貧困的狀態,徹底告別短缺時代。同時,在國際體系中,中國從邊緣區域走向了中心區域。另一方面,中國道路并沒有完全解決發展中的問題。一段時間以來,為了更快實現發展,中國道路有時候是繞開問題來謀求突破的。這些過去繞開的問題,正越來越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和瓶頸。有鑒于此,全面深化改革被認為越來越需要有壯士斷腕的精神。

所謂進行時,強調的是中國道路是不斷發展的,是一個動態的進程。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來看,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革新的過程。19世紀的社會主義主要是一種思潮、一種運動、一種對未來的設想,只是“游蕩在歐洲的幽靈”。然而,隨著資產階級內部競爭的日益加劇,社會主義因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而站上歷史舞臺,并且在歐洲取得了局部性、階段性的勝利。進入20世紀,社會主義從運動、思潮走向實踐,并在落后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政權從一國走向多國。這不僅證明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多樣性,而且彰顯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多樣化。

但是,在蘇聯的干預下,社會主義道路當時只有一種模式,即蘇聯模式。蘇聯在宣布社會主義建成的時候,是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政權為根本標志的。由此,蘇聯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公有制等同于計劃經濟。同時,由于“計劃經濟=公有制=社會主義的制度”的全等式使蘇聯短期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現代工業國家,并在二戰后的20多年里就建成了一個僅次于美國的超級大國,因此蘇聯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由此,要求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甚至中國也必須按照這種方式來建設社會主義。凡是與蘇聯不同的就是非社會主義,必然被視為反蘇聯、反社會主義而遭到蘇聯的懲罰。這不能不說是違背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

事實上,如果把一種道路視為完成時,其必然結果就是社會經濟等各項改革的停滯。因為固定化的軌跡,更容易陷入僵化的制度設置。當前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表明,我們的各項改革一刻也不能停止。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國社會就有累卵之危。蘇聯亡黨亡國已經25年了,其內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斷被延誤的改革導致喪失自我調適的機會。因此,千萬別把中國道路視作定型化、完成時。

社會主義有著怎樣的前景

21世紀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前景?是否仍然要用革命的手段戰勝資本主義?在我看來,21世紀并不存在俄國20世紀初開辟革命方式的條件。更為重要的是,在21世紀或者說蘇聯解體以來,伴隨冷戰的結束,世界各國面臨的傳統軍事威脅逐漸被非傳統安全威脅所取代。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非傳統安全已上升為世界主要的威脅。尤其是恐怖主義、極端主義以及環境問題、氣候變化問題、難民問題等非傳統安全,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有效治理,需要加強國家間的合作。

這些非傳統威脅是不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而是非正式的亞政治力量對世界主流社會的挑戰和威脅。因此,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平與發展的目標時,都不得不加強跨國間合作治理。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可以“拿來”資本主義某些積極的因素,資本主義也在吸收社會主義的某些因素。就中國道路而言,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現代化歷史實踐的產物,而且也大膽吸收了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并用中國智慧對它們進行馬克思主義式改造。

不過,21世紀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也并非是趨同的。任何時候,制度都關乎人的權利和義務,但究竟是少數人、大多數人還是所有人的權利和義務?不同的制度下,情形是不同的。資本主義誕生以來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只是關乎少數人的權利和義務,而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所有人的權利和義務,而且以此作為未來理想政治秩序的目標。恩格斯明確提出,未來社會的價值追求就是“為了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

蘇聯社會主義曾經成為少部分人追逐特殊權利的工具,并在蘇共體制內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特權階層,恰恰是這個特權階層最終加劇了亡黨亡國。有了這個前車之鑒,中國共產黨尤其需要重視黨的自身建設,強調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更是將全面從嚴治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的就在于增強黨長期執政的能力,以中國發展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作者:胡鍵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