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轉眼兩年多過去了，孩子上了一家私立幼兒園，家里的房貸也還完了，賈女士走上單位中層領導崗位，丈夫也成為一家公司的高管。

好消息接踵而至：2013年年底，國家調整完善生育政策，同意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2014年2月，北京市啟動“單獨”二孩政策。

雖然賈女士和先生都不是獨生子女，但他們看到政策趨勢是國家將全面實施二孩政策，分外高興。但高興之余，新的煩惱隨之而來。

一個煩惱是，房價漲得太快了。他們原來想，等到國家放開二孩政策后，如果要了二孩，就再買一套大房子。當時，他們的房子價格為每平方米5000元。再后來，北京放開“單獨”二孩政策時，他家所在的小區房價已經漲到每平方米3萬多元。

另一個煩惱是，誰來幫他們帶孩子。夫妻倆工作都很忙，都是單位骨干，賈女士還經常出差，孩子主要是奶奶帶大。但奶奶一天天變老，其他老人又無法幫他們帶。

公共服務不能適應新態勢

2015年12月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明確全國統一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修正案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賈女士更為糾結了：終于可以按照國家政策再要一個孩子了，可自己卻好像離二孩越來越遠了。

“我們這片區域，房價已經漲到七八萬每平方米了，我就算是把現在的房子賣掉換個三居，也得把家底兒抖個精光。”賈女士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奶奶已經70歲，帶不動孩子了；我也不能在家帶孩子呀，那不得把工作辭了？可是工作辭了，一年小20萬元就沒了。”賈女士嘆了一口氣。

有著類似賈女士這樣煩惱的人，并不在少數。孩子所在的幼兒園班里近30個孩子，除了4家生了二孩之外，其他家長多有類似想法：想生不敢生。

有關部門數據顯示，自2013年啟動“單獨二孩”政策以來，全國符合條件的1100多萬對夫婦，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請的夫婦并不多，占比不到五分之一。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對《法制日報》記者說，二孩政策就在那里，“他愿意生就生，他不愿意生就不生”。

原新表示，中央指出，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我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不會根本改變。因此，即使我們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但實際上我們的人口壓力還繼續存在。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則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和單獨一孩政策的效果不會有本質的區別，都不會改變低生育率格局，都會遭遇“遇冷”的理性反應。

穆光宗表示，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全面二孩政策雖然從字面上看與單獨兩孩政策的目標人群不同，但由于非獨夫婦集中在1980年以前，60后、70后絕大多數已經錯過適齡生育的時機，處在想生而不能生、想生而不敢生的窘境，而80后、90后也處于能生而不想生、能生而不敢生的糾結狀態。

穆光宗認為，大城市之所以出現低生育率，一是因為生活方式的影響，二是因為生育成本的影響。直接的撫育成本和高昂的機會成本疊加在一起使得不少年輕父母在二孩生育面前望而卻步，想生不敢生，害怕做房奴和孩奴。

“根本原因是公共資源配置匱乏和公共服務缺位，不能主動適應人口和生育的新態勢并及時作出調整。”穆光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