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是諸葛亮在《論交》里的名句，為我父親所鐘愛，一直書寫不怠。1999年秋天，在我赴京為季羨林先生慶賀“米壽”前，我請父親為我將這句話題寫成一幅賀帖。當我呈上這張宣紙賀帖時，我父親那番“普通人”不愿意與名人們混跡一堂的言辭，和這幅字，都打動了季先生的深心，所以他一直珍藏著。

1993年本文作者探望季羨林，在季老書房獲贈其書《留德十年》。

圖為本文作者的父親在1999年為季羨林“米壽”題寫的賀帖。

圖為本文作者的父親過世后季羨林為其寫下的字幅。

季先生在臨終前，交代要將這幅字送回我的手中，這正是他經歷一番世態炎涼后對自己人格的表白。“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你們說的那個人不是我”

“讓外國學者也跟著我們走”“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

1999年秋，我在昆明，忽接到季羨林先生的秘書李玉潔的電話。

她說：“今年是先生米壽，‘得米望茶’。今年也是季老的全集出版之年。出版社要給先生做壽。你是他最牽掛的人，必須要趕到。”

李玉潔是最貼近先生的人，她時常能解出先生的意思。

“米壽”的意思，取拆字之意，即“八十八”歲，高壽。得米望茶，下面“茶壽”，也是拆一個“茶”字的劃數，“一百零八”歲也。這兩個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國人的食與飲，是厚道敦實的天賜之物。

此時我已經被云南省“人才引進”了。正好，我有大事，要到北大求助。

我就請父親為我題寫一幅賀帖。父親一向戲謔曰：“秀才人情一張紙。”到臨走的前一天，我到父母家來取字，見茶幾上放著一張寫好的毛邊宣紙。

父親讓我坐下，鄭重說道：“你要我寫的字，我寫好了，但沒有裱。因為我想過了，季先生的壽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滿堂。我的字，不合適拿去掛在那里。當然，你與他又是另一層關系了。你自己去考慮吧。”

沒料到父親又犯了“迂”脾氣。

我只得悵悵，收起這張毛邊紙，放進一只牛皮紙信封，就這樣帶到京城。拿到季先生家里，當面呈上，并將如此草率的原因告知。

先生聽我轉述父親的原話后，沉默了一會，點頭道：“不易。”

接過宣紙，他打開來看，“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 羨林先生壽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學生張曼菱賀托父代書”。

繼而他用手撫摸著，喃喃道：“我自己裱。”

那次我見季先生有重要的事情請教，就是：我能不能做搶救“西南聯大”歷史資源這件事？

當時云南只有一個“一二·一”紀念館，沒有人提起抗戰時期曾經赫然存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父親的教育影響下，我心中早存有此事，決心搶救其歷史資源，從采訪那些尚存世的老校友做起。

在朗潤園的書桌前，季羨林凝視我片刻，即說：“你行。你是北大學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適。”

這話里，表面上是“門戶之見”，內中含有博大的閱歷與睿智。

果不其然，在我此后的漫漫路程中，一直受到來自這兩個方面的鼎力支撐。

我常想，若我只是寫小說，不一定要上北大，還有許多學校可以上。而要做“西南聯大”這件事，卻是一定要“上過北大”的。

因為我要尋訪“活人”，獲得“口述歷史”。而在地球的任何一處，尋訪到的西南聯大學人，他們都會稱我為“學弟”。我們如家人相見，久別重逢。其中我所獲的待遇與信任度、成功率和幸福感是一言難盡的。

以一個云南人和北大學子的身份，尋覓母校校史的重要部分，這是一個溫馨的過程。季羨林對我的認可，點化出這一瓶百年陳酒的香醇。

聽他這樣說的時候，頓感一種來自歷史與家園的力量充盈了我的全身。

賀壽慶典當日，我趕到北大勺園3號樓上，小會議廳已經人集如云，氣氛隆重。

沒想到，在會議廳的門口有人把守，憑請柬進入。迎面遇到校領導郝斌，我說：“我沒請柬。”

他說：“這還能攔得住你？”說著自己進去了。

我對把門的人說：“我是季羨林特邀的客人，請柬在季先生那里，不信你們跟我去問。”

我帶著他們直闖主桌，季先生一見我，立刻驚喜地站了起來。

郝斌上來，帶我去見了兩位老領導張學書和王學珍，告知他們，我為“西南聯大”一事而來。他們非常高興。

張學書、王學珍是我在校時期的領導，對我的調皮和“鬧事”印象頗深。此時他們仿佛看到孩子回家一樣，問長問短。他們也都認為我可以勝任這件事。

他們說：“你不是已經拍過一部電影了嗎？”

他們指的是《青春祭》。他們記得學生的光榮與成就。

在那個“米壽”的盛宴上，郝斌向我引見了另一位北大副校長沈克琦先生，他當時是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的副會長。沈先生后來成為我拍攝西南聯大紀錄片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史料顧問”。

要干成一件大事，一定要有許多因緣的匯聚。季先生的“米壽”之宴成全了我這個遠來之客，一下子全搞掂了。

我安心了，坐下來，聽人家發言。

操辦者是出版社，給先生出完《文集》27本，教后輩人知道“著作等身”的含義。

季先生私下曾對我說是“出齊了”，而不說“出全了”。一套文集，他非得自選，不滿意的，他自己丟了許多。

我一直琢磨他這個“出齊了”，就是他認為有價值的那些成果，都涵蓋了。“齊”與“全”，原來不是一回事。后來，我也參照先生的思路，過濾自己的作品。不要“大全”，但“干貨”都要在。這種思考直接滲入我的寫作。

所謂“觸類旁通”，先生的學術精神、學術品格，是可以超出門類的。

那天參加壽宴的人，有文壇學界的重要人士，有學生與記者。祝壽者熱情洋溢。有一位將先生喻為“未名湖畔的一盞明燈”，更有一位女記者激動地說，先生在她心中是“紅太陽”。

壽堂真是名人風光，記得啟功、范曾等都有字畫為賀，琳瑯滿墻。四壁的名人條幅，都在贊先生，說他有著為天下稱道的德才。

我暗自佩服父親，的確，不能把我們這樣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這里來懸掛。

父親的迂，得到季先生的理解。而季先生在盛宴上的一番致辭，更“迂”得出格。

當司儀報告，“有請壽星老、尊敬的季羨林先生講話”時，全場掌聲雷動。

季先生的神態卻有些不自然，甚至僵硬，一點兒也融入不了這個喜慶場合。

他說：“我剛才坐在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發燒，臉發紅，心在跳。我聽見大家說的話，你們不是在說我，你們說的是另外一個人。我不是那樣的，當然，我在爭取做成那樣的。我只是一個研究東方文化的人，其他各方面常識很淺陋。文筆不如作家，學問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盡我所能而已。”

聽壽星說出這番“不湊趣”的話，眾人一時無言。無人能令此老自失，寵辱不驚也。

這是具有季羨林特色的話，婉轉謝絕了別人的盛情，表達出自己應該守的本分，又不得罪別人。骨子里有一股清香，魅力所在也。

我坐在窗檻旁，雖不近高臺尊榮，卻可眺全廳風光。壁上有一幅先生的老友贈畫的墨荷，此時鮮活起來。本意不是來聽祝詞，亦不在乎酒宴；而聽到先生這一席迂拙之言，如入芝蘭之室，格外清新怡人。

這是他最清醒的聲音。有人不讓他“做自己”，要他做“另外一個人”。他在抗御，可惜這抗御的聲音沒法傳遞出去，終于越來越弱。

說這番話的時候，他對自己突然“飛黃騰達”，還很不適應。后來，大概他看勢態是“非如此不可”，也就不太作過多的辯解了。

以往每次訪問先生，末了他都來一句：“你要坐下來，寫作。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實才是季羨林的本色。

由于校園隨著社會一直反復動蕩著，季先生直到七十歲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權利。每天他黎明即起，萬籟寂靜中，在燈下寫作，迎接早晨。后來他的住所一天不斷地來人，持續到了晚上，他就會生悶氣，一句話不說，因為他沒有了“坐冷凳”的時間。他一生中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歲后寫成的。就這樣干活，直到八十八歲，“米壽”之期，他完成了27卷的《季羨林全集》。

在這次賀壽慶典上人們講的夸張言辭，與先生的本色生活真不是一回事。

正在遐想中，有人過來說，先生希望我這個遠道來客也說幾句。

我腦子一片空茫，走到麥克風前，只說了一句話：“我是北大學生，剛從云南來。”就唱了一支歌《有一個美麗的地方》。

先生喜歡我的家鄉，他去過昆明。他曾對我說：“云南大學有位寸樹聲先生，很有學問，人品很好。”

這次“米壽”宴會的主持人郝斌，其貌不驚人，辭不嘩眾，卻在明白人心中有個位置。他屬于那種既糊涂又清醒的人。“清醒”在他為人處世有原則有標準；“糊涂”在他似乎不懂奉迎。

這樣一個人來主持季先生的“米壽”宴會，大家都以為“合適”。

在北大，說“合適”，就是“很難得”的意思了。在這年冬天，當郝斌和北大的前輩聞知我的來意后，俱對我說：“你來做‘西南聯大’這件事，很合適。”

由于郝斌與我的私交，和他在北大的位置，他很自然地成為我這事的“始作俑者”。有了這種種的“合適”作支持，從那個“米壽”開始，我踏上拍攝《西南聯大啟示錄》的艱辛之途。

“讓外國學者也跟著我們走”

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轉折。自從1989年我倉促登上海南島，“下海”開公司，我與北大的聯系日漸稀少。而最穩定的關系，最歡迎我的人，就是季羨林。表面上，他每次都和顏悅色地聽我說種種商場奮斗的熱鬧，用李玉潔的話就是“聽著都累”；其實他卻沒有放棄一種期待，這就是我終歸要回到文化的位置上來。

北大是我的依托，先生站在湖畔招手。我回來了，我的校園，我的中文系。

追蹤著那些“聯大”故人，采訪拍攝，大約五年光景，到2003年《西南聯大啟示錄》紀錄片完成，當年春天在央視十頻道熱播，引起社會轟動。正是“非典”時疫猖獗，先生說了一句：“總算做完了！”

這個課題是美國人領先。一位中文名字叫易社強的哈佛學者已經完成了一本書《壯哉西南聯大》，北大圖書館藏有英文版。我曾經以此為鑒。易社強依靠豐富的資料，構建一個索引的世界；同時他發揮美國人的特長，沿當年學校南遷之路，自己去走了一遍，于是又加進許多“地方志”的資料。但是其中有很多事情他弄錯亂了。人家畢竟是外國人。

2013年，我完成《西南聯大行思錄》，這是一本歷史當事人的口述史，包括臺灣的西南聯大校友在內。內中含有若干對前人歷史整理誤差的糾正，雖然歲月遙遙，重要人物過世，漏失的已經太多。紀錄片的主攝像師后來發給我一張照片，是易社強舉著我的著作。

季先生此生有一個愿望：“讓外國學者也跟著我們走”。

我想對先生說：在“西南聯大”課題上是外國學者領先的，但現在我可以和他們對話了。在我們的大學史和抗戰史上，我填寫了中國人本該自己寫的一筆。

季先生的世界是一個善于感知的世界。少成孤兒，青年漂泊，中年沉溺于學海和被迫虛度于“運動”之中，晚年思索于古今。

他曾是最年輕的北大系主任，茲后，又任北大副校長。“如履薄冰”般的人生關隘，密布于平民出身的季羨林人生道路上，令他嚴謹之中更求嚴謹，發展成了一種內向的氣質。

他的一生，是這樣單調和豐富。他的學術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孤寂、自我克制換來的。

季羨林有“從不訴苦”的性格。

就說有那么多的稿費吧，可他的生活從來是老樣子，“都市里的鄉下人”。

窄木床，棉絮上復布單。那布單很窄，都遮不住下面的棉絮。

一身藍色中山裝，無任何嗜好。嗜好就是要看書寫東西。

除了追求新的思想與學術信息，對于季羨林，沒有什么“時尚”。

李玉潔說，為他買衣服時，要告訴他，這是“處理貨”，廉價的，農民穿的，他才會欣然接受。

要他喝牛奶，也要費功夫，他說：“我不喝牛奶也活了七十多歲。”

其他“名人”們是怎樣活的，跟他無關。

他沒有養尊處優的心態。

其實，人生本來就是平淡的。能有一點閃光，不要變成通體金光。季羨林的活法，雖然過于枯索、古老，但是不含腐敗的氣息，反有點宗教徒式的清謐。

一個留學十年的博士，卻將自己的生之樂趣與一切欲望壓縮到幾乎為零。從這種嚴酷性說，季羨林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他在這不可選擇中所作的選擇是：唯保存自己的學術與正直品格。

晚境中的季先生，一直堅持生活自理。這是一位老人的尊嚴，但這常常令照顧他的人們作難。不知是儒家風范還是紳士態度，有時，即使是比他的女兒還小的我，走進他午睡的客廳，他也要立即從沙發上坐起來，正襟危坐。

我能理解。這種倔強酷似我的父親。

季先生永遠是強者。年衰歲暮不能奪其志，更不能有損他內心的驕傲。永遠是平民作風的他，不需要人恭維亦不需要人憐憫。他要自尊地走完自己的路。

有時，我覺得他有點“入定”的意思，大概是先生研究印度佛教與禪有心得，視榮辱為過路風雨。

一次，人家丟失了他的一幅名畫收藏，他也只說了句“身外之物”。

他將珍貴的真情貯存于深心之海，從不輕易釋放。面對海外歸來的孫子及重孫兒，也沒有如世人的顯露欣喜；但親人一離去，他即寫出了深情的懷念文章。

季先生是一個激情與細膩的極富人性的人，他本應該有更加幸福與快樂的人生。即使時代將他鍛造成一個專注的學者，他的人性仍然深存。

有時，我會聯想到那位性格怪僻的音樂家貝多芬，在他那眉頭緊鎖的嚴峻下面，卻奏響了《歡樂頌》這樣春風浩蕩的音樂。

誰能知道，在季先生的不茍言笑中，有一片愛的海洋呢？

我并不想將他圣化，只是講感情的特殊規律——季先生屬于特殊的一類人。

“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

對于季先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光環和浮名，而是理解與溫潤。

在他半臥床時，我曾到他的臥室與他聊天。他對我說：“夠本了。”還指著塌下的鞋說，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趕上了，我也會與他一起吃飯。小米粥，窩窩頭，炒火腿腸，還有咸菜，他的午餐不過是別人早點的分量。

季先生一生致力于東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文化為主。他在《學海泛槎》中都作了交代。后來人們瞎給他稱號，有損他的學者風范。

“什么‘一代宗師’，好像聽著不入耳。”季先生這樣反應。

再問他：“如果給您下一個定義，應該是什么？”

他說：“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

他還說：“對一個人，要給他名副其實的稱贊，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實，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這么出來的嗎？什么是‘國學大師’？先得把這概念搞清楚。”

他認為，大概王國維夠稱作“國學大師”。

還有人曾經提議要他當中國作協主席，季先生說：“有人說我是‘作家’，我哪夠得上是作家。‘作家’這個名字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我是濫竽充數。我最多夠上個‘票友’。”

當年我將《牛棚雜憶》一書帶回家中，因為這本書的坦誠風格，父親向我詳細詢問了季先生的生活現狀。時日正值中秋，我說，季先生喜歡吃云南的火腿月餅，略加品嘗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門前的湖邊看看荷花。父親鄭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給他寄去。記住。”后來，我就每年給他寄包裹，都是云南特產，從藥材到小菜。先生尤愛吃云南的雞樅菌、火腿。

暮年之人，每喝粥時嘗到小菜，就會知道我惦念著他。

一直到先生逝世的當年，先生的兒子季承在電話中告訴我，先生已經不能咀嚼了。

我等待和害怕的一天，終于來了。

當年我父親逝世，我曾到京城向季老哭訴。他寫下了“無名有品，無位有尊”的字幅，讓李玉潔送到勺園給我。

后來我寫了《中國布衣》，送到朗潤園時，先生已經是半臥床狀態。他翻閱此書，說：“你父親是書法家，我不是。”

李玉潔在一旁說：“季老也是一個布衣。”先生默然。

在季先生逝世后，有人將一個考究的書畫匣盒交給我，說是季老臨終囑托，一定要交到我手。打開一看，竟然是我父親當年寫的那幅字：“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 羨林先生壽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學生張曼菱賀托父代書”。

季先生將我當年帶去的那張疊過的宣紙，進行了最雅致素淡的裝裱，用的襯底是與宣紙顏色相近的銀白紋厚底。他選擇了在中國人心目中最華貴的明黃緞面的字畫盒，上面的錦紋是龍和牡丹。

我那不愿意步入華堂的父親，卻在季老這兒，極盡哀榮。

來人說：“當年在若干壽禮中，那些名家的都沒有留下，先生只取了這一幅字畫收存。裝裱后就掛在他的小書房里。直到年事衰末，怕身后混亂，他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要交回到曼菱的手中’。”

“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是諸葛亮在《論交》里的名句，為父親所鐘愛，一直書寫不怠。當年我交出這張宣紙時，我父親那番“普通人”不愿意與名人們混跡一堂的言辭，和這幅字，都打動了季羨林的深心，所以他珍藏至今。

先生的靈魂與我的布衣父親，超越世俗，此刻同去了一個獨立精神的歸宿地。

先生在臨終前，交代要送回我的手中，這正是他經歷一番世態炎涼后對自己人格的表白。“溫不增華，寒不改葉”，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按照他在紀念鄧廣銘先生時說的話，這也是對我這個“未死者”的囑咐。

這些日子，我在成都見到百歲老人馬識途。他說，西南聯大時，聞一多曾經想辦個刊物叫《士》，就是要弘揚傳統“士”的君子品格。

身居華堂的季先生與我遠在邊城的布衣父親，發生了這一番文墨輾轉，也是意在于此。他們都執著于那份平民知識分子的平淡尊嚴與獨立人格。

有時候我想，先生假如能一直安居校園，在理解他的人們中，做一枝深谷幽蘭，一切都順理成章，何其幸哉！

當年那場熱火烹油，鮮花著錦的“米壽”盛會上的蕓蕓眾生，已煙消云散。而先生以他特立獨行的精神，給我留下回味重重的余韻。那是先生在北大校園度過的最后的最好時光。一切是那么融洽、合適。

對會上那些外來者有“出格”過分的溢美之詞，先生堅辭不受，態度恭謙。而主持人和與會者們“兼容并包”，泱泱氣度。在北大人的“互動”下，任何世俗的細節都會被“穿針引線”，納入北大的價值觀。所謂“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

而今紅塵迷離，唯心中的校園，心中的先生，是永存的。

今春，深圳報業出版集團約我參寫“名人叢書”，于是執筆寫下《為季羨林辯：幾多風光幾多愁》一書，以寄托我此生無盡的思念與承諾吧。

（張曼菱，作者系專業作家，多年來致力于“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創作有電視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音像制品《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史話《西南聯大行思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