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刻刀、一把鏨子、一方木槌，在瑩如玉、薄如紙的瓷器釉面碰撞出清脆的聲響，輕輕鑿畫出一道道或深或淺的線條，上色后，呈現國畫獨有的皴染效果……這便是被譽為“瓷器上刺繡”的北京刻瓷。作為這項市級非遺項目的第三代傳承人，陳永昌已經默默堅守了59個年頭。如今，年逾古稀的他期待能有新生力量加入其中，讓傳統手藝重放光彩。

陳永昌作品《神威圖》

陳永昌作品姊妹篇《幸福路》與《天路》

入行

先練刻線 一刻就是一個月

在陳永昌的家中，一排棕紅色邊框的玻璃展示柜幾乎占去了整整一面墻，原本就不寬敞的客廳顯得格外局促。“右邊是陳老師的刻瓷，左邊是我的面人。”同樣是工藝美術大師的老伴兒郎志麗樂呵呵地介紹著，“我們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認識到現在，一直都沒離開過這些，平時做完了互相給看看，提提意見。”

郎志麗口中的“陳老師”雖已是滿頭華發，但聊起刻瓷來神采奕奕。“我入這行得從父親說起，他是我的恩師。”據陳永昌回憶，1904年，時年15歲的父親陳智光因家貧而輟學，家里人希望他能學點手藝。恰逢清末光緒年間，順天府在宣武門外下斜街設立工藝學堂，陳智光便成為其中刻瓷科的學員，“那時候專門從上海請來著名刻瓷藝人華約三當老師，學員一共二十多個。三年學徒期滿后，這些人大多各奔他鄉，只有我父親和朱友麟留在了北京。”

兩位老前輩對刻瓷工藝進行了改革，將南方慣用的“刻”和北方常用的“鏨”相結合，形成“北京刻瓷”自成一派的風格。此后一段時間，二人一直在前門西河沿一家瓷器店里“打工”，專攻老本行刻瓷。

“我父親以工筆為主，朱友麟則擅長寫意，哥倆本想著要在刻瓷這一行當里闖出個名堂，可無奈后來活兒不多，只好暫時轉行，父親改做牙雕，朱友麟從事刻章。”回憶起那段艱苦歲月，陳永昌感慨良多，“所幸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授予他們‘老藝人’的稱號，并安排在成立不久的北京工藝美術研究所，這才有了轉機。”

1957年，16歲的陳永昌子承父業，以學徒工的身份開始在研究所跟隨父親學習刻瓷。“雖說小時候經常看父親做，但一直沒上過手，畢竟瓷器易碎又金貴，一旦弄壞損失可就大了。”陳永昌清楚地記得，學徒生涯的起步枯燥而漫長，“父親給我一把刻刀，一個瓷制的筆筒，先練刻線，一刻就是一個月，得刻直了才行。”

陳永昌發現，刻瓷遠比想象中來得復雜，“只要拿起刻刀，就要保證精神高度集中，手指和手腕要配合起來用力。刻線不能輕易下筆，得沉得住氣，切忌操之過急。力道輕了不著痕跡，重了又會傷及瓷胎，好端端的一件瓷器就可能成了廢品。”

就這樣，陳永昌在研究所一干就是幾十年，“退休離開之前，從來沒有上過市場，做完的東西都歸國家，有需要的時候作為禮品贈送，對行情始終沒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