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廖奔，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當代著名戲劇理論家、戲曲史家和文化學者。代表作有：戲劇理論《中國戲曲發展史》、《中國戲曲聲腔源流史》、《中國古代劇場史》、《中國戲劇圖史》、《廖奔戲劇時評》等，紀實文學作品《美利堅的誘惑》，散文集《行色匆匆》、《淡空鶴影》，共20余種；主編“驀然回首叢書”、《中華藝術通史（宋）》等著作數10種；發表論文、散文、雜文、詩歌、劇本、詞賦等600余篇。先后獲得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優秀著作獎、國家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圖書獎、田漢戲劇理論獎等獎項。

廖奔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局部）

李成 《茂林遠岫圖》

編者短評：

歷史長河波瀾壯闊，藝術歷史精彩紛呈。在經過先秦藝術的奠基、秦漢藝術的發展，到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與融合，以及隋唐的全面繁榮，藝術發展到宋代，是一個集大成時期。

廖奔對宋代藝術的解讀，從宋代藝術形成的人文環境出發，重點分析了宋代藝術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三種表現，這三種表現成了宋代藝術勃發的外部條件；而真正決定宋代藝術深沉內斂、幽雅醇清氣質的是宋代文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在深入解析宋代文人文化心理結構形成原因的同時，運用對比的手法將這種心理結構的形成與變化徹底解構，語言凝練通達，觀點鞭辟入里；最后，重點探討了由這種促使藝術勃發的外部條件和文人的內在心理結構相結合后而形成的獨特的藝術審美氣韻和藝術格局。

宋代藝術的社會人文環境

宋代藝術在中華民族的藝術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說，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演進，在不斷地開拓、豐富、提煉、完善之后，到了宋代，中華藝術之河流入了一個集大成的時代。雖然在疆土、國運、氣勢、境界方面，宋代不如漢唐的博大開闊、沉雄渾厚，然而它卻以郁郁乎文哉的君子風范、厚積薄發的文化修養、幽雅醇清的藝術氣質、豐富細膩的審美感受，通過全面而又極富時代特色的創造，修建起一所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藝術殿堂，從而得以彪炳史冊，輝映千古。

盛唐之時在廟堂奏響的黃鐘大呂的曠世弘音，雖然在人們心中經久回蕩，畢竟余音漸漸消歇，接續而起的是宋代千巷萬弄的急管繁弦，嘈嘈切切，此起彼伏，如夏夜荷池驟雨，如雨后淺塘蛙鳴，集為多樂章的交響樂，匯成多聲部的大合唱——中國古典藝術從此拉開了嶄新的一幕。

宋代藝術的轉型是由于中國社會的轉型造成的。中國傳統社會在宋代悄悄地開始了它自身的轉變，從古代社會轉向近代社會，它為藝術的勃發提供了平臺，這個轉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一種嶄新的物質文化生活的展開。唐代安史之亂導致了農民起義徹底摧毀了世俗門閥制度，土地從授田制變成了莊田制，土地所有者從貴族轉變成世俗地主，農民與土地所有者的關系由人身依附轉變為雇傭，這種轉變大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封建農業大發展，不僅為宋代藝術繁榮奠定了基礎，還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支持著當時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商業、手工業的繁榮。商業、手工業的繁榮又促進了城市的繁榮，這都跟藝術的繁榮關系緊密。

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科學技術的極大進步。紙幣交子的流通，活字排版的出現，火藥的發明，火焰器的使用，航海開始使用指南針，天文時鐘的架設，鼓風爐、水利紡織機的應用，船只不漏水艙壁的使用等等，這種種發明、普及應用，把當時社會生產力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經濟突飛猛進。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幅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生動圖景。

從南到北的廣闊地域幅面上，綴滿了星羅棋布的大小新興城市和城鎮，在這些城鎮中時時刻刻都發生著種類繁多的商業貿易。鼓風爐紡織機的聲響，在全國各地進行著作業；稠密的城鄉通道，運貨的大車也絡繹不絕；蛛網一樣的內陸河流里風帆密集，貨船首尾相接，呈現了一幅生動的社會經濟圖景。

第二，文人集團的壯大。宋代的偃武修文和科舉取士這兩種機制的確立和推行，使文人的境遇得到了有利的提高，且帶來了宋代文化的極度繁榮。宋代流行一種這樣的說法：“臣庶貴文學，武將盡讀書。”由于歷史的原因，趙匡胤一方面要求武將讀書學習文化，把武將變成文人，另一方面把軍政大權交給文人，使宋代統治階級文人化，帶來社會的“文治”與社會文化的蓬勃發展。

宋代科舉不注重出身，不論工商雜類、僧道百家皆可應試，通過科舉考試來改變家庭的地位。這種情形反映出統治中國幾個世紀之久的門閥地主勢力頃刻間蕩然無存。與此同時通過自由買賣獲取土地的庶族地主取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統治，社會階級力量也發生了極大的變更，廣大的寒俊肅士通過公平的考試步入仕途。自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話變為了現實，出身下層的士子有了通過個人奮斗達到“天階”的路途。于是天下人都被吸引到讀書—應舉—做官這條道路上來，在這種人生模式里實現自己的價值。這為朝廷培養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士大夫階層，士大夫人數的增多、政治地位的提高、俸祿的增加，大大激發了文人的積極性，促使宋代在史學、文學、藝術和科技等各個領域，都進入了一個全面輝煌的時期。

宋代士大夫階級的有閑和有錢，為宋代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特殊的條件。宋代官僚機制的特點是官多且富，這種特點使士大夫置身于一種飽食雍容的境地。他們既然衣食無憂，便有充裕的條件、時間和精力來開掘自己的智力和才慧，充分用于讀書寫作、琴棋書畫以及其他文學藝術創作。他們的思想層次超越了前代，僅就哲學而言，融儒、佛、道為一體的理學思想表現出更為博大精深的思考，著力于將人寰與宇宙聯系起來，同時進行觀察、思考并給予闡說和塑造，以至在其后的幾百年中構成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框架。宋人以“意趣”取代了唐人的“風韻”，以深沉悠遠的理想覆蓋了唐人浪漫的情懷，這從人類發展角度看，是一種文化的推進。士大夫是中國古代從事文化和藝術創造的一支生力軍，到了宋代，這支隊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壯大，同時由于社會文化的推進，這支隊伍也真正實現了創造藝術的自覺。

第三，市民階層的崛起，這是宋代一個突出的特點。宋代的商業貿易極度繁榮，推動了城市的發展，城市的繁榮帶來了市民階層的迅速壯大，市井藝術的普遍興盛，這成為宋代一個突出的景觀。

宋代的商業發達，貿易往來不絕，促成了星羅棋布的城市日益擴大。因而，除了駐軍、皇親國戚、達官顯貴以外，大量的商賈攤販、小手工業者、船夫、腳夫、藝人、妓女、僧尼、奴婢、郎中、叫花子、無業游民等，形成了龐大的市民階層，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南北宋之交的文人孟元老曾在北宋末年于汴京（今開封）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在《東京夢華錄》自序中描述了一幅極其生動、充滿生機的市井生活圖畫。在這種文化環境里，市井藝術從最適宜生存的土壤中茁壯而起，迅速發展為燦爛輝煌的藝術景觀。

上述傳統社會的歷史性轉折，創造了一個廣大而富裕的民間社會，為藝術脫離對宮廷的依附，脫離對貴族的依附，自信而朝氣蓬勃地走向街市，走向鄉村，走向世俗，走向大眾，鋪平了道路。它創造了一個商業化的傳播和流通渠道，讓藝術直接進入大眾消費，從而獲得自己的價格，為獨立生存提供了保證。它創造了一個有著高水準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的社會環境，為藝術真正融入普通人的生活開辟了途徑。